博文
世纪茶人：张天福(连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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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张天福百年华诞（1910- ）
人物传记
世纪茶人：张天福
(连载24）
秦 威/著
福建省科学技术出版社
26、“中国茶礼”
在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业百科全书》中，列出了中国现代十大茶叶专家，九十七岁高龄的张天福是十大茶叶专家中惟一的健在者。张天福一生许茶，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心声：“茶就是我的生命”。数十年来， 在从事茶叶科研工作的同时，张天福醉心于茶礼与茶文化的研讨与传播，他在茶文化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提出和倡导“中国茶礼”。
九十年代来，八十高龄的张天福除了对茶叶生产技术进行研究与实践，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中国茶叶文化的思考上。张天福认为“茶事”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它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在研究古今中外茶文化典籍时，张天福特别关注到宋徽宗赵佶撰写的《大观茶论》对福建的北苑茶的评价：“致清导和”、“韵高致静”，赞赏这位皇帝将饮茶这样一个生活方式提高到修身养性的境界；张天福对日本茶道中提倡的“和、敬、清、寂”四个字也有独到的理解；同时他还对韩国茶礼奉行的“和、敬、俭、真”、台湾地区茶艺界提倡的“和、敬、怡、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他认为古今中外都很重视对茶理念的总结与传播，说明茶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很重要的精神财富，传导了人类社会对平和、恭敬、俭朴、安静的社会风气与人的精神修养的向往与追求。
1997年，张天福提出用“俭、清、和、静”四字表述他对中国茶礼的理解与定位，他想通过对中国茶礼的研究与推广，沟通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发展的人文环境与精神境界，促使中国茶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他认为这四个字是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的一种高尚品性和处世哲学。虽然我们身临一个科技突飞猛进、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但崇尚安宁、返朴归真永远是人的天性。
1998年在福建省茶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以及1999年在“茶人之家”成立大会上，张天福在发言中正式提出并阐述了他提倡的“中国茶礼”：
中国是礼仪之邦，茶文化源远流长。我倡议的“中国茶礼”设想的依据是：中国茶礼包含着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内涵，如以茶敬客，以茶联谊，以茶为礼，以茶为祭等成为中国传统的基本国礼，成为东方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国茶礼的内涵为“俭、清、和、静”，“俭”字见于陆羽《茶经》(760年)；“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提出了“俭”字。“清、和、静”三字是宋徽宗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1107年)里，他对品饮福建北苑茶的评价为“致清导和”、“韵高致静”，点出了“清、和、静”三字，即把茶的功效提高到修身养性的境界。简单地说：茶尚俭，就是节俭仆素；茶贵清，就是清正廉明；茶导和，就是和衷共济；茶致静，就是宁静致远。这四个字是中华民族历来提倡的一种高尚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现以中国茶礼“俭、清、和、静”为经线，以今古名茶、名人、名泉、名器、名诗、名联、名典、名画、名书法、名茶艺等“十名”为纬线，贯穿一起，溶为一炉，将促进了中华丰富多彩茶文化的风尚大放异彩，传播全国。
张天福的茶礼思想，虽然来源于对唐代陆羽与宋代赵徽宗对中国茶事的认识，但他结合中国礼文化的思想，更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茶礼对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因为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所制订的一整套社会与道德规范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民间传承的风俗习惯上。
从茶礼的民间流传角度来看，它来自于汉唐以后形成的“以茶为礼”的民间习俗。这种习俗延续到今天，有强大的生命力，比如在普通中国人的待客之礼中，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物品。乌龙茶区的百姓，遇有客来，更是十分隆重地敬茶；走亲串门，应酬往来，茶是人们常用的礼物。而在婚丧喜庆等重大活动中，茶也扮演着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角度。农村中年轻人相亲时，往往用茶来表示态度，不同意的，则用清水；同意了，便敬茶水；下聘礼时，茶是常用之物，故订婚又称“茶定”；一些地方，茶也常用作陪嫁。凡此种种，只要在重大的民俗活动中，都可见到茶的作用。
在讨论至茶对修身养性的作用时，张天福提出：
茶尚俭，就是节俭仆素，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礼物中，茶是一种直接来源于农产品的简单加工物，与金银珠宝相比，它在价值上是低廉的，但是它对于人体的感观来说，却有一种清新愉悦高雅的体验，是其它礼品所无法取代的，同时对于大众来说，茶礼又是一种经济的选择，作为生活用品，民间已将其定位于“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而作为消费品，虽然茶也贵为“贡品”之行，但在40年代，张天福自己就曾将他的每日品饮之选定位于茶梗，虽然当时他是一个高收入者，选用简单而平常的茶，可以给人们一个节俭仆素的生活体验；张天福倡议“节俭朴素”，不但表现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还体现在艰苦奋斗，不畏艰险的人品上。他立志务农，献身茶业是一条艰辛之路，但张天福这一生走得无怨无侮。
茶贵清，就是清正廉明；张天福认为一杯清茶，可以表明一个人以至于一个社会阶层的风气与时尚，在上层社会，人们可以酒池肉林，也可以清茶一杯，但这两者产生的结果可能大不一样，灯红酒绿之中，人们可能失智，可以失身，以至于铺张浪费，败坏纲常，但清茶细品，却可以开智明理，勤俭节约，尚礼尚德，引导正气；张天福不仅提倡清正廉明，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着。张天福在中学读书时就以“立已立人，强国强种”作为座右铭，一生还奉行三个“不”：“一不失信于人，二不贪污一分钱，三不求人（指工作方面）。”张天福正是以这种清正廉明，刚正不呵的态度，对待工作与生活，他讲究实事求是，“看得准，抓得紧”，坐言起行，言必信，行必果，也是他一生奉行的信条。10年前吴阶平副委员长到福建视察工作期间，约见了张天福，在会见后的宴席上张天福向吴副委员长谈了自己的人生原则“五忘” ，得到了吴副委员长的共鸣：一、忘形 不焦急 不消极；二、忘劳 看劳作是生活的乐趣和锻炼；三、忘怀 对一切不幸，视有若无，豁达宽容；四、忘情 喜怒哀乐都淡然若忘，精神超脱；五、忘年 忘却岁月，青春常在。
茶导和，就是和衷共济；张天福认为茶有其特殊的亲和力，小到茶人因同好而聚，如张天福倡导发起的“茶人之家”，成为福建茶界的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大到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张天福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就十分关心如何使用好茶叶外贸来促进友好国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同样张天福也十分关注那些处在生产第一线的茶农，关心他们的生活与生产，关心他们产业与后代的发展，他一生的信念是农民生活好了，社会国家才能稳定，于是才有了他当年的扶持贫困茶区，组织茶农合作自救；张天福通过引导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体会茶以和为贵的精神。
在张天福身上，“和”体现在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炽热的情感，爱憎分明的立场，张天福在旧中国做了17年的事，深感国民党腐败无能，残暴，不得人心。1949年5月他想方设法保护了崇安茶叶试验场的全部财产，交到人民手中，欢欣鼓舞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这是张天福对党、对祖国热爱的具体体现。然而，1957年以后被错划为“右派”，张天福经历了23年的磨难，即使这样，还是对党、对人民有坚强的信念，从来没有口出怨言，没有怨恨过党，张老说：“没有这个经历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感情体会。在逆境中我始终是相信党，对党的初衷不变。在自己的事业中，坚守岗位，做我应当做的事情，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愿望。我觉得一个人不应当没有理想，没有理想就失去方向。我想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我在世界上享受多少，而在我向世界贡献了多少，不是拿多少，而是给多少。实在说，我给的太少了，在茶叶事业上，我感到有负担，感到有责任，有时间的紧迫感”。因此，作为省政协委员、常委，张天福在历次政协会上都有提案，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体现了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精诚合作，以“和”为贵的精神。
茶致静，就是宁静致远；张天福倡议“静”，是恬淡安静，宁静致远的生活方式。他要求后代人作为普通的社会一员，放下功利心，促进社会和谐。张天福提倡“静”，还体现在他对工作的态度，即以安静、宁静的心态对待工作，他早在1936年《安农校刊》里说过“我们仍是镇静地在实际工作里求办法，本着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初衷，以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但很重视办研究基地和学校，还以务实的精神，认真科学的态度，从事科教工作，他说：“科学的意义是诚实，相信事实”、“科学是真实的，一丝不苟的，不是差不多，不是想当然。”他还说：“我务实的生活和求实的科学态度与所受的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张老从事茶业科教近70年来，就是以这种宁静的心态从事着茶业科教工作。长期以来张天福在茶叶采制实践中，炼就了一身过硬的审评技术，积累了丰富的评茶经验。他多次被聘请担任全国、全省名优茶鉴评会的主评。即使在激烈竞争的评比场上，张天福还是以恬淡安静的心境，一丝不苟，精细耐心地工作，同时，他又非常谦虚谨慎，不独断专横，以普通评委的身份出现，认真听取其他评委的意见，巧妙，恰当地处理了许多有争议的样品，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赞扬，以实际行动实践了宁静致远，大公无私的精神。
张天福对中国茶礼的提倡，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道德建设方面。这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特别需要。中国社会，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经济落后社会；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新中国创始人的失误，尤其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拖向经济文化全面崩溃的边缘。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拨乱反正，这才使中国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经济文化的全面复苏，新问题也出现了。就道德层面来说，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传统的优秀道德，随着人们对旧道德的摒弃，没有得到很好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适应改革开放社会的新道德体系又尚未树立权威。而随着大量西方社会的经济文化的涌进，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也不分精华糟粕，统统趁虚而入。在这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下，许多人，犹其是年轻人，难免站在新旧道德的十字路口无所适从，甚而至于走向非道德化。当今社会上，层出不穷的贪污受贿，好逸恶劳，不知感恩现象，浮燥、脆弱，极端自私心态，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进步的严重问题。虽说这些问题有多方面因素，但传统优秀道德的失落，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张天福大声疾呼“茶礼”，实际上就是大声召唤中华民族传统优秀道德的回归与发扬。当然，不是一般的回归与发扬，而是通过茶这个特殊的物质载体来进行。茶的物质特性，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决定了其在新时期道德建设中的特殊积极作用。
“俭、清、和、静”即是张天福所提倡的中国茶礼的核心内容，也是他一生的写照。1990年，张天福八十寿辰，从事茶业五十五周年之庆时，茶界友人请爱新觉罗•溥松窗先生提写的“五十春与冬、育茶建奇功、尊为人师表，辛勤一园丁”正是对他一生热爱茶叶事业，艰苦奋斗，孜孜以求的真实写照。
注释
宋徽宗赵佶撰写《大观茶论》
宋徽宗（1082--1135年），神宗赵顼的第十一子，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即位。1101年改元建靖国。 宋徽宗在位期间，治国无方，一派腐朽黑暗。但他自己却通晓音律、善于书画，对茶艺也颇为精通，他著有《大观茶论》。 《大观茶论》包括“序、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和外焙等二十目”。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茶事的各个方面。宋徽宗在序中说：“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补救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对茶于人的情性的陶冶和饮茶的心境作了高度概括。 宋徽宗还在《大观茶论》中对当时的贡茶及由此引发的斗茶活动，以及斗茶用具，用茶要求，花了不少的笔墨。这反映了宋代皇室的一种时尚，同时也为历史保留了宋代茶文化的一个精彩片断。
新觉罗•溥松窗
本名爱新觉罗·溥佺，笔名雪溪、尧仙、健斋，1913年生于北京，满族。幼年读私塾，十五岁继承家学习画，1928年入松风画会。1936年参加中国画学研究会。同年被聘为辅仁大学美术系讲师，教授国画山水。曾兼任北平国立艺专讲师、教授，北京大学美术补习班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北京新国画研究会。1958年入北京中国画院。1985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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