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将为人类困境寻找解答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的现代化始于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经过250多年的进程，全球只有20多个欧美国家的约10亿人口实现了现代化，不到全球人口的1/7。但是，欧美少数国家的现代化，尽管给这些国家带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却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困境。人类社会困境的突出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紧张达到危机的程度，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欧美国家现代化导致的人类困境，早在五十年前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指出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给出震惊世界的结论：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经大于生态系统的消纳能力，若继续维持当时的资源消耗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人类经济与人口的增长只需百年或更短时间就将达到极限。可是，在当时一些经济学家、科技乐观派专家等指责下，人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没有问题，罗马俱乐部对人类困境的预警只是杞人忧天。西方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将继续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像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研究指出的，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会逐年呈现下降的趋势。

      然而，五十年过去，人类的状况却并不是人们当年的乐观结果。我们居住的地球已达到非常不健康的程度。2009 年，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约翰·罗克斯特姆（Johan Rockstrom）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威尔·史蒂芬（Will Steffen）领导的研究团队，首次引入了“行星边界 ”(Planet Boundaries) 的概念来衡量地球的健康程度。他们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生物地球化学流动（氮磷循环）、平流层臭氧消耗、海洋酸化、淡水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大气气溶胶负载和化学污染九个关键生物物理过程，来评估“在稳定的星球上为人类提供安全的操作空间”。因为这些边界一旦被超过，极有可能引发地球系统发生不可逆的变化，进而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2015年1月，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在著名科学杂志《科学》上发表研究结果显示：由于人类活动，我们已经跨越了9个行星边界中的 4 个。而在2021年联合国环境署（UNEP）发表的报告《与自然和谐相处（Making peace with nature）》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三重星球危机（Triple planetary crisis）。其中特别突出的气候变化危机，每年已经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地球上很大比例的人口健康和生活受到损害，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指出，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已经使我们的星球破碎，“我们鲁莽的后果已经在人类痛苦、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地球生命的加速侵蚀中显现出来”。在今年九月底召开的联合国第77届大会上，他再次警告： “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陷入了全球功能障碍”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有责任采取行动”。

因此，中国未来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模式，这是对西方现代化负面影响有深刻认识，寻找走出人类困境途径的重要探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就决定中国不能再重复走西方依靠大量消耗地球资源、大规模污染生态环境、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现代化之路。中国14亿人口完成现代化，这将比目前实现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总人口规模还大，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如果中国走过去西方现代化的老路，连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认为是行不通的。他在十多年前曾说过：如果超过10亿的中国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过着相同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将无法承受。因此，中国探索人类新的现代化模式，这不但是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为陷入困境中的人类社会寻找出路，同时也为后来要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积累经验和提供借鉴。

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自觉的现代化，是突破人类困境的现代化。人类过去的现代化是科技和市场驱动的现代化，是自然演进发展而成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有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全面布局，尤其是关于生态文明的现代化特征，是深刻总结人类现代化经验与教训基础上，人类现代化模式的自觉探索。中国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强调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致力于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共融共赢。

尽管当前世界各国也看到人类过去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可持续性危机，也在推动碳中和的进程，但这只是任务式的改进行动，还没有上升到文明形态重塑这样的高度。尽管西方很多人，已经看到西方面临的深刻危机，提出诸如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建议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和微软集团创始人、著名慈善家比尔·盖茨（Bill Gates）曾说的“新资本主义”等新的现代化模式。但这些都是个人的呼吁，像中国以国家意志推动的追求生态文明的新型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生态文明的现代化是有实践基础和制度优势的。应对三重星球危机是全人类共同的行动，在实现碳中和等过程中必然伴随人类文明的转型。在人类解决自身困境的行动中，政府必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应对气候危机，还是消除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这都是解决市场失灵导致其生产外部性的过程。单单依靠市场行为是不能矫正市场自身问题的！而这方面中国政府的战略规划性、行动的有力性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出版过《第三次工业革命》、《零碳社会》的美国著名思想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韧性时代》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对于解决人类困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给与高度肯定。

中国过去十年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也是举世公认的。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2013年到2020年这7年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幅度相当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启动实施以来30多年的改善幅度。中国是第一个治理PM2.5的发展中国家，被誉为全球治理大气污染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些工作成绩也说明中国在改进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行动是非常有效的。中国有能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创造人类新的文明。

人类现代化正处于十字路口，人类文明正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现代化探索，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将为人类走出自身困境提供非常宝贵的答案。

《环球时报》2022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