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居住北京，不知不觉成了北京的老住户。住所几经搬迁，住平房，住楼房，可住得时间最长的还是西城二龙路的一所四合院，我们在那所清幽而又喧闹的四合院里一住就是八年。我们的许多人生故事也就留在那个四合院里，四合院的文化精神也渗透到我们的性格和命运里。虽然离开四合院已经20余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作梦时演化的的种种或荒诞或离奇或平淡或琐屑的事情却多半还在那个院子里。
        四合院是北京的居住文化的典型代表（当然不是说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没有这种住所）。我不是考据学家，没有考证过这种居住形态起源于哪个年代。但起码知道现存的北京一些庭院宽阔、长廊曲折的别有洞天的四合院，是清代的亲王的王府，是资深太监和各级官员的私人宅第。我们住过八年的那所四合院，据说它的原主人是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这所四合院虽没有宽阔的庭院，也没有曲折的长廊，但那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有后院，有前院，后院北房一字排开就有七间，三间大屋的旁边还有耳房，这显然是原主人和亲属的睡房和客厅，东西各有三间相连的厢房，我想原是子女或保姆的住所和储藏东西的地方，东边的厢房南北两面又朝东延伸进去，还有一间和两间屋子，又各自形成一个小院子，靠北的小院子里有厕所，靠南的小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旁边的两间屋子显然是原主人做厨房用的。前院和后院由一大间四面都安有玻璃窗的房子隔开，它的门朝厨房那个方向开，显然是可以摆四张桌子的宽畅的餐厅。前院还有六七间房屋，可以作为客房。前院的院子里有三颗高大的白杨树，后院则种了一颗枣树，一颗核桃树，一颗苹果树，一颗柿子树，这四颗树也有些年头了，每到秋天那枝头红的果和黄的果，在秋日的阳光下耀人眼目，它们标示出这所四合院历史的长久和主人的精心的营构。我常想，假如没有世事的熙攘，没有家事的繁杂，在那幽静的庭院里，读书、写作，不也是一个城市中的“桃花源”吗！
        解放后，这个四合院划归北师大女附中所有，作为女附中的教员的集体宿舍之用，它终于也成为跟北京城里大杂院一模一样的处所。
       我们家是1961年搬进去的，在这之前，后院七间房子里清一色地住着五位“老姑娘”，她们都是德高望重的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那时她们差不多都是五、六十的人，她们的未婚都有一个或美丽或悲哀或动人或痛苦的但都是很长很长的故事。她们独处惯了，心理上对男人就有一种拒斥感。学校当局鉴于当时教员住房的紧张，几次想安排有男教员的家庭进后院去，但都被她们反对掉了。她们是学校的台柱子，她们不同意，学校当局也没办法。我们家是第一个搬进后院的，原因是我爱人是女附中毕业的，她在北师大毕业后又回母校任教，住在后院的那些老教师都是她的老师，我当时又恰好不在北京工作，她暂时也是独身一人，身体又弱，那些老师同情她，也就暂时接受了她。我从外地回来，自然要回家，这就是这个四合院后院进男人的开始。她们看我这个男人与她们先前遇到过的男人有点不同，打水，做饭，搬煤，扫地，样样都干，勤快是没得说的，待人呢虽有点拘谨却也还算有礼貌，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她们眼中“老实”两字也还当得起。就这样她们对我采取“宽容”政策，没有把我这个男人撵出去。不过由我这个男人开的口子也就一发不可收，一家一家搬进来，最后里院外院总共住了十五家，顿时幽静的四合院变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大杂院。
        没有住过四合院人永远也不会理解北京人作为一个群体的文化性格是如何形成的。
四合院里人最亲。“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话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人体会得最真切。譬如谁家的孩子晚上哭闹不止，孩子的父母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隔壁的高老师就会过来敲门，以关切的语气却是准确无误地地告诉你们：你家的孩子扁桃腺发炎，可能发烧了，快抱去医院看看吧！这时你夫妻俩儿正对孩子哭闹影响院子里的老师休息烦恼呢，你用手往小孩儿的额头上一摸，可不，滚烫的。你赶紧抱孩子到医院一检查，跟高老师说的完全一样：扁桃腺发炎，39度。打针吧！谁家的任何一点不顺心、不痛快、一点小委屈、一点小灾难，都会有院子里的人来关心来劝慰来帮助解决。譬如孩子上学功课跟不上，要是数学不好，有王老师张老师，要是外语不好，那好办，有孙老师，要是语文不好，不用着急，有曾老师。都是送上门来的免费的水平最高最负责任的家庭教师。他们待你的孩子比待自己的孩子还严还亲。有一段时间，我爱人自己一人在家，学校工作忙，中午回家晚了，又没有准备什么吃的，她就往院子里一站，大声喊道：“谁家有馒头？”不出十秒锺就会有四、五家有人大声答应着：“曾老师，我们家有！这就给您送去！”馒头送过来时可能还搭上美味的小菜。有一回，我那四岁的儿子吃过早饭后自己拿着一件衣服一摇一晃到胡同对面的一个幼儿园去，傍晚该到他回家时竟然还没有回来，我爱人就到幼儿园去接他。幼儿园的阿姨说，你孩子今天没来呀！我爱人可慌了神儿，一切可能去的地方都找过了，就是不见儿子，我爱人害怕得哭了起来，我也六神无主，儿子会到哪里去了呢？不一会儿功夫，全院人马就“总动员”，“四面出击”，那劲头儿是不吃饭，不休息，也务必要找到我们的儿子。可找了半天还是没踪影，大家聚在院子里提供线索，交流情况，新的办法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同时又还要宽慰我们，找出最有力度的话语说服我们：孩子是不会丢的！这时候住东厢房的刚大姐在分析了各种情况后突然来了灵感说：“会不会到辟柴胡同张大妈家去了呢？”张大妈原在我们家帮过忙，辟柴胡同与我们住的胡同又紧挨着，但儿子似乎并不认识辟柴胡同他们家啊？怎么会到她家去呢？不过我爱人还是抱着一丝儿希望到张阿姨家，一推门儿见儿子和张阿姨家的几个岁数差不多的孩子一溜儿整齐地坐在炕上说笑，每人手里还拿着一块刚蒸好的白薯呢！我爱人破涕为笑，把宝贝儿子搂在怀里，连句责备的话也忘了说了。没有院子里人们的帮助和提醒，恐怕那天还不知急成什么样呢？亲切，热情，互相帮助，乐于助人，是北京四合院人的性格。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出差或走亲戚，你来到一个胡同口，不知某胡同某号怎么走，只要你张嘴问路，说声“劳驾……”，就会有两三个或更多的人围过来，热情地给你指点。你觉得北京人古风犹存。其实这是北京四合院文化熏染的结果。
        四合院里消息灵。院子里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除了问好打招呼之外，脾气相投的就会站在院子的门洞里、水管旁或枣树下神聊起来，从吃穿琐事到国家大事，无所不聊。副食店来了什么新鲜货色，带鱼是涨价还是降价，这月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学校准备换什么领导人，谁当了教研室主任，哪位老师得什么奖，谁得了一种什么怪病，哪个乱班被哪位老师治好了……，北京市出台什么政策，哪个官员是哪位高官的亲戚，哪个交通路口出了什么车祸，人民剧场上演什么新的话剧……，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又出现什么新的场面，你抄了多少首诗歌，我背下了几个精彩的句子，你得了总理的什么生活照，又有什么新的政治笑话，哪天哪时送别周总理，你去吗？我去，你呢？当然去，好，我们一起去。我敢肯定在1976年四月站在长安街两旁那几十万人中住在四合院里的北京人最多。四合院是传递各种消息的（尤其是政治消息）最快的最真实的场所。据我所知，女附中“文革”期间的一些影响很大的大字报就是在院子里酝酿和写成的，许多串联活动也是在四合院里进行的，甚至一个院子里的人，除少数外，基本上就是“一派”。记得“文革”初期，女附中红卫兵来我们院子抄那几位孤身的老教师的家，这几个“老姑娘”害怕，就一齐躲到我们那间小屋里，我们告诉她们：别怕，有我们呢，我们是“红五类”。并出面与红卫兵交涉，奉劝她们不要做得过分。四合院作为最富人情味的传媒培养了北京人关心国家大事的性格。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初次到北京，刚一坐上北京的十元五公里的“面的”，司机以北京人特有的无所顾忌的作风，就跟你随便骂起曾经是北京市市长的前政治居委员陈希同来，或议论政府高层的可能的人事变动，谁谁要出任什么什么职务，或对目前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的普遍流行进行一番朴素而透辟的社会学分析，你可不要以为北京人的政治思想觉悟特别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还是与北京四合院文化熏染有关。
        四合院里无秘密。这么说吧，你住在北房，不经意放了一个响屁，住南房的就能听得真切之极，你们自己笑，人家也跟着笑。你们家今天煎带鱼，那鱼香就弥漫于全院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都闻到了，你想拒绝是做不到的。你小两口为一件小事争吵起来，争吵后又后晦，觉得不该如此争吵，但你们的争吵已被别的人家或浅或深的谈论过了，并已经有了的一针见血的评论。深夜，院子里面静悄悄，突然外院传来那位身体特胖女老师骂人的叫声，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正在闹更年期，她异想天开地怀疑她的白发苍苍的丈夫有什么新的约会，那哭声中的叫骂，叫骂中的哭声，全院的男女老少无不叹气。在叹气中，既对那位患了更年期综合症的老师表示同情，也对她那敦厚的丈夫竟然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表示理解。大家还可能想到，你怎么敢担保有一天你自己不是那患病的妻子或那被冤枉的丈夫呢？谁没有失常失态的时候？大家互相理解吧！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进北京办事情，觉得北京人随和，态度坦诚直率而又合情合理，你不要以为北京人素质就是高，这可能是北京四合院文化的一种延伸。
        秋天的时候，院子里的果子熟了。孩子们笑着玩儿着用竹杆把那不多的果子打下来。每家的窗台上，都摆着一溜红红的柿子、几个样子不太好看的苹果、带壳的核桃和一把紫红的枣子。不知为什么这些果子被当成摆设要摆上好些天。秋夜，在月光下，窗台上的果子泛着白光。一颗流星从院子的上空划过，留下一道白色的弧线……
哦！说不完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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