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秋季. 60年来中国近代传染病史研究综述. 中华医史杂志，2010，（1）：45-52

传染病史是一门相对新兴的学科。尽管早在两晋南北朝时， 古人对传染病已有相当认识， 并在18世纪时形成一种专门学说（称温病、疫病等），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伍连德、李涛等医史学家的努力下，传染病史研究才作为专门学科进入研究者视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传染病史的研究，经历了资料整理与曲折起步、在医史学框架下渐趋复苏、结构性跨越和发展、多层次全面发展四个阶段。其间，人们对传染病史研究的关注程度折射出研究者社会关注预期的变化。尤其是2003 年“非典”疫情之后，研究成果呈现多元化趋势，除医学外，社会学、环境学、心理学、人口学、统计学甚至数学等多学科手段被就用于研究中，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迅速涌现，为当前传染病的防治提供了 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方法。但在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对澄清历史真态、把握研究方向，以及平衡传染病史研究力量，都有一定的影响。鉴于此，笔者试对 60年来学界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

1. 资料整理与曲折起步（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传染病防治工作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许多恶性传染病得到根除或遏制，但相关史料辑录成果不多，可见者仅范日新《1939—1949年十种法定传染病流行史料汇集》[1]一书和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史料特辑”[2]一文。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李四光等科学家的大力呼吁下，气象、地质、地理、历史、环境、水利、文史等学科和相关部门先后完成了 多个省市地区的自然灾害史料辑录、图标编制及相关的天文、地质、水文、气候、人口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其中兼有部分疫情记录。但因该工作是建构在自然灾害史的框架下，所以传染病的相关史料并不全面[3]。

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较浓，所以该阶段的论文大多集中于古代传染病的病因、传染性、流行因素、流行史料的研究[4]，很少有人专门论及近代，仅有王季午的教科书《传染病学》[5]在导论中论述了传染病史学的发展，以及时逸人“温病发展简史”[6]对近代有简单介绍。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医史研究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传染病的研究更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鼠疫流行史》[7]和《福建省鼠疫流行史》[8]在批判旧制度，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形式下出版。尽管这两本书有一定的时代缺陷，但他们为鼠疫史研究留下了许多宝贵资料。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 30年里，近代传染病史的论著星玉碎锦，而且大多缺乏系统性，但作为新中国近代传染病史研究的开端，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在医史学框架下渐次展开（1979—1992）

改革开放以后，在繁荣文化，发展学术研究的号召下，医史学研究逐渐恢复正常，1979 年，中华医史学会恢复活动；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这些具体事件标志着我国医史研究重新步入轨道。传染病史的研究也在此框架下发展，各种医史学著作中都有传染病史的专门章节，如郭霭春《中国医史年表》[9]、陈胜昆《中国疾病史》[10]、范行准《中国疾病史略》[11]和《中国疾病史新义》[12]等。此外，各地在20世纪80年代末编写的地方志和 20 世纪 90 年代编纂的卫生志中，都记载了当地历史上传染病爆发的情况，但由于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这些记载大多只能为研究提供一些基本线索。

1988 年，受学术民主、自由争鸣的精神影响，第八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提出在深入调研，实事求是分析的前提下，探讨近现代医学史的有关问题[13]，卫生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专设“近代分卷”，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广大医史工作者研究近代医史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14]，近代传染病史的研究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冼维逊的专著《鼠疫流行史》[15]即于此时出版。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医史学研究的交流也逐渐步入正常，尤其是在1992 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暨第一次国际中国医学史学术会议上，国内代表 190人以及日、美、法、德、英、韩、奥地利、以色列等国家和我国台湾的学者 42人出席会议，会上，疾病史、专科史和专题史成为研讨的重点内容之一。中外学者的充分交流，增进了友谊，开阔了视野，也使我国学者明确了研究方向。

总之，在这一阶段，传染病史研究渐次展开。渐次展开还反映在论文成果上。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虽仍不多，但疟疾、鼠疫、政府检疫等都开始受到学者关注[16-20]。不过，文章多属史料整理和史实回顾，内容比较单薄；作者均为卫生、检疫部门工作人员；很少论及传染病发生的社会原因、历史规律和现实经验。虽然传染病史作为一门专门性学科还未形成，但已初露头脚。

3. 结构性跨越与发展（1993—2002）

1994 年11月，全国第十一届医史学会议召开，艾滋病、性病、梅毒、肝炎、天花等传染病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成为与会者交流与探讨的主题，而且，会议希望研究者努力寻求疾病史与临床实践、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包括传染病史在内的疾病史研究的结构性跨越， 意味着研究将突破就事说事的局限，开始用历史的眼光、在社会史的视角下具体审视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群的生存状况，以为当今现实之鉴。

受这次会议的影响，传染病研究阵容扩大，病种增多，研究者以巴吕德[21]、甄橙[22-23]、李永宸、赖文[24-27]、万晓刚[28]、张晓风[29]、余新忠[30]等为代表，开始了具体而现实的考察和思考。在这一方向上具有开拓意义的是余新忠、谢琦和李玉尚等。余新忠详细考证了清代江南一带民众与当地政府联合治疫的过程，指出“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31]。谢琦在考察了广东传染病产生的原因后，得出了“瘟疫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结论[32]。李玉尚则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考察近代中国鼠疫应对机制的变化，指出“在防治鼠疫这个问题上，起初民众可能与官方有些冲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融合的趋势逐渐增强[33]。

新的研究框架的搭建，研究思路的转换，给近代传染病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如李玉堃对民国时期东三省的防疫机制作了考察[34]；姜志平对近代山东的几种传染病史料进行搜集与整理[35]；余新忠对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进行了初探[36]；李玉尚对鼠疫在近代民众和医生视野中如何被观察和命名作了考证[37] 。

新的研究手段也运用到传染病史研究领域，杨林生、陈如桂、王五一的《1840 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利用卫星定位系统测定，认定我国分为南北两个各自独立的鼠疫流行区[38]。这一研究手段被其后的许多学者所借鉴。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染病救助中的作用也逐渐受到关注，叶农[39]、陈建明[40]从西医移植的角度，肯定了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传染病救助中的积极作用。

这十年是近代传染病史研究走向开放的阶段，除医学卫生领域的人士外，史学工作者也进入了该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除刊载于《中华医史杂志》这一医史类权威刊物外，也开始出现在史学类核心期刊上，而且不乏新材料、新思维、新观点，并由此带动了史学研究的新发展和新动向。

4. 多视域和多层次的全面发展（2003 至今）

2003 年，新型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在世界各地肆虐，不仅引起了医学界对传染病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 史学界的注意。古为今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学研究的人本精神，使史学研究者意识到疾病史，尤其是传染病史研究的重要性。一批学术专著迅速面世，如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41]和他的《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42]、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43]、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44]、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45]等。

另外，2006年8月，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余新忠主持会议，传染病史成为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在此基础上，又一传染病史学著作《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46]集结出版。这些著作，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缜密，观点准确，扩大了传染病史研究的规模和范围，也使传染病史研究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对传染病的关注，使相关史料的觅集与发表成为关键。上海、福建、东三省等疫病重灾区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档案史料、地方史料纷纷整理发表[47-53]。尤为可贵的是，上海市档案信息网专设“防治传染病档案专题”，在“历史之鉴”一栏中，将近代上海市法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制定的各项防疫法规、从事的防疫活动及其流程等整理并公布其目录，其中部分重要史料被整理发表[54-55]。北京市档案馆也在“民国时期档案目录数据库”中，将1934—1948年卫生署、北京市卫生局、市公署、警察局有关传染病的档案目录公布。这些都为传染病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与线索。

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更是丰硕，兹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4.1 政府防疫制度建设

1910—1911 年，东北鼠疫爆发，清政府派以伍连德为首的医疗人员进入该地区，配合当地政府，设立东北防疫处，制定政策，着手防控，这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防疫建制的开始。学者对东北地区的研究也都集中于此。陈雁较早关注了 清政府的应对措施。随后，李银涛 [56-57]、王银 [58]也对东三省鼠疫流行过程和清政府的防疫制度进行了研究和思考。陈雁指出：“在中国，近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或医疗制度基本源自西方，但其发展完善的动力则产生于中国社会自身，中国正是在与鼠疫等恶性传染病的一次次斗争中积累经验、完善制度、建立机构，进而形成自己的运作体系。”[59]

国民政府时期是传染病防控制度进一步发展和逐步完善的时期。谷永清追溯了近代防疫制度形成的背景、肇始以及体系形成过程，考察防疫下的社会变迁[60]；谭晓燕考述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卫生防疫机构的沿革，以及各项防疫政策、措施，并对其加以评价 [61]；奚霞则对北京时期、南京时期、抗战时期、恢复时期的中央防疫处的机构、职能范围、作用、效作了对比研究[62]。

4.2 各界的治疫防疫行为

防疫治疫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话题，但考察的范围多有不同，就全国性而言，审视角度也各有特点。郭剑鸣阐述晚清防疫事业运作中政府、士绅、乡民三种政治力量的整合及作用 [63]。谷永清考察近代中国乡村卫生防疫建设的推进过程，揭示其中的特点和规律：“越是近代化水平高的事业越是需要社会成员的普遍参与，不然只能事半功倍，枉费心机”[64]。张晓风考证民国时期政府和社会采取的预防措施，论及政府对防疫人员的督察、考核、奖励等措施，可惜过于简略[65]。张泰山则专门阐述民国政府为传染病防治而从事的各项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66]。

在近代防疫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现代防疫方法的采用，实际并未遏制传染病蔓延的势头，究其原因，张照清将其归结为：民众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综合国力不高，政府行政效率低，政治文明无从谈起，现代防疫缺乏有力的支撑；基层组织不健全又限制了深入民众的社会组织控制，致使防疫过程中，政府难免陷入唱“独角戏”的尴尬境地；文化的落差和亲情阻隔，造成现代防疫和中国乡土意识之间很难找到切合点[67]。

4.3 传染病与社会习俗、民众心理变革

传染病给社会民众带来的“莫名的”生死惶恐是巨大的，受趋利避害本性的影响，民众心理、观念及一些固有习性开始发生变化，许多学者在考述中注意到了这些，而专门的考证有，胡勇“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68]、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69]、刘雪芹、曹礼龙“瘟疫与风俗关系之初探”[70]等。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借鉴来消除恐慌、减少民众非理性行为，改变不良习俗。

4.4 大众传媒与疫病的关系

《大公报》和《时事公报》是近代中国颇具影响的大众传媒，也是研究近代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追溯当时报纸的动态，会使我们“近距离”体会历史真味。冯志阳以《大公报》对 1902 年瘟疫的报道为中心，勾勒出 1902 年媒体与瘟疫的互动关系，分析了清末健康卫生观念的变化[71]；程龙分析了《大公报》报道瘟疫时的特点[72]；孔伟以宁波地区为例，阐述了1932 年全国流行霍乱时，《时事公报》在治疫、防疫、公共卫生观念树立、卫生知识宣传中的作用[73]。

4.5 疫病规律

在对传染病爆发规律的考证与研究中，时空范围的扩展和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增强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比如孙关龙“中国历史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一文[74]分析了公元前13 世纪至 1911 年中国历史大疫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提出了一些规律性见解：一是活跃期缩短，一是存在着灾害链；陈璧羡则通过考证认为，干支纪年的不同年份，疫病发生的机率不尽相同；“火”是疫病的根本动因。2005~2009年将是连续 5 年的气候灾害期；2024 年前后全球气候将迈入一个长达 380 年的寒冷期， 艾滋病等温疫将随之逐渐销声匿迹 [75]；龚胜生以湖北为考察对象，认为从古代到近代，湖北疫灾重心表现出由西向东迁移的趋势， 鄂东地区是疫灾的主要流行区”[76]。

4.6 各地防疫特色

由于内外交流、战争、地理环境、气候、水文、习俗等不同，传染病爆发的种类、频度以及危害的深度也不同，各地治疫、防疫特色也不尽一致。

4.6.1 东北地区。 前文 4.1 已有论述。

4.6.2 西北、 华北地区。学者对这两个地区关注较少。仅见邓红、郑立柱“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疫病及其防治”一文[77]论述了中共领导群众开展的防疫、治疫之战，以及袁熹“近代最早的防疫工作”一文[78]对北京最早的鼠疫防治措施进行了考察。

4.6.3 华东地区。首叙上海一带。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上海防疫治疫情况最为复杂。马长林、刘岸冰探讨了 近代上海传染病防治特殊的社会环境[79]；郑泽青回忆了近代上海树立公共卫生观念的血腥过去以及防疫制度建立时的畸形特征 [80]；肖梅华等分析、总结了 1872 年至 1911 年租界和晚清当局上海防疫工作的开展情况 [81]；胡成关注了华人为争取检疫主权与洋人的斗争[82]；胡勇则深入考证了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83]。透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双重的灾难。

对江淮、江南一带灾害规律的研究，主要有张崇旺和李玉尚。前者通过研究明清及民国时期江淮地区的地方志，认为江淮地区的疫灾在时间分布上多集中于春夏秋季节，往往与大的水旱蝗灾相伴生[84]。后者则一方面考察江南地区农村和城镇的地理环境，揭示传染病患形成的重要诱因，一方面考察贫民、难民的存在及其不卫生的生活条件，以及它与传染病发生的关系，指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富人虽然可以免遭饥荒带来的死亡，却不能免于贫民和难民引发的传染病”，“因此，尽管传染病在穷人和富人中的发病率并不相同，但近代中国的防疫问题就成为一个超越社会阶层的‘公共问题’”[85]。视角独特，观点也颇为新颖。

学者对东南部的研究也较多。闵宗殿 [86]、杨齐福和杨明新[87]、李存灵[88]、方旭红[89]分别以东南地区、福建、浙江、苏州为考察范围，分析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及社会影响。对于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林星指出“社会防疫的开展是以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和医疗资源为前提的，本身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机制……近代有关传染病的图像充分说明了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公共卫生事业的必要性”[90]。

杨明新却认为国家力量介入防疫后，并没有达到遏制鼠疫流行的目的，其原因既有制度上的缺失，也是深层次上社会生态危机及近代以来“传染病全球一体化”的体现[91]。

另外，董传岭介绍了晚清山东疫灾的特点、影响及其防治措施[92]；王鹤亭对国民政府防治苏北黑热病的行为进行了分析[93]；还有冷和平“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卫生防疫运动”[94]、田刚“20 世纪30 年代苏区群众卫生防疫运动”[95]、唐国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经验”[96] 反映了苏区的卫生防疫状况。

4.6.4 华中地区。学者对华中地区的研究虽少，但现实意义深刻。张云对1840—1937 年两湖地区瘟疫发生的情况进行研究，揭示两湖地区疫情发生的根源，提出了对当今公共卫生安全的启示[97]；杨鹏程阐述了清末湖南疫灾造成的混乱与当地反洋教案件的关系[98]；黎霞透析1892 年襄阳传染病爆发后，天主教势力借机发展对乡村社会的冲击，并透过谣言在其中的作用揭示近代社会巨变中百姓心理承受力的严重脆弱化[99]。可见，疫灾和社会稳定的关联性，自在学者思考之中。

4.6.5 华南地区。晚清以降，华南地区社会变革急剧，瘟疫也呈现越来越频繁的趋势。苏新华[100-101]对清末穗港鼠疫的产生、传播途径、杀伤力及对社会各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曹树基 [102]、李永宸和赖文[103] 注重于城市卫生环境在瘟疫频发中的变化。对于瘟疫产生的原因；谢琦指出瘟疫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生态的变化，同时又对既有的生态体系产生影响[104]；李永宸、赖文则从岭南人饮食、习（民）俗、卫生等角度揭示其中的关联性[105]。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多种角度对华南一带的瘟疫进行论述[106-112]。

4.6.6 西南地区。对近代西南地区传染病的专门研究，笔者仅见柏家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瘟疫研究”[113]一文，考察了20 世纪40年代四川的瘟疫疫情、时人对瘟疫的认识和科学分析、瘟疫与社会的互动。

4.7 中医在近代防治传染病方面的贡献。

中医对我国近代传染病的救治也有一定的贡献。

吴文清考证分析了 中医在鼠疫、霍乱、白喉、烂喉丹痧等症中的治疗措施及成效，提出了“近代中医防治疫病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的观点，讨论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对中医防治疫病的影响[114-115]；王振瑞也认为西医对中医对决瘟疫有积极作用[116]；翁晓红、李丽华、肖林榕则主要探究了明清时期中医对疫病的预防思想与方法 [117]；刘晖桢则对抗击传染病的北京中医作了专门研究[118]。还有一些学者思考的是中医治疫特色[119-121]，其中，杨枝青、陈沛沛“近代上海中医防治疫病的‘海派’特色”一文认为，近代传染病流行时，各地中医汇聚上海，他们“理论兼容中西，诊疗善用两法，学习现代卫生，注重防疫创新”，形成了鲜明的海派特征 [122]。

4.8 近代外国传教士与传染病

外国传教士是中国近代传染病救助中的一股异质势力，但当前学者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梁其姿“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的历史”[123]论证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麻风病概念演变中的作用；梁其姿的“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124]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麻风病隔离的同时，讨论了麻风病的隔离与传统、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分析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刘家峰则从传教士的传教宗旨（福音）、传教手段（医学）和中国基督徒精英的主权考量（政治）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 为什么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事业的主角是传教士而不是中国人[125]，文章论述全面而深刻。另外，谷永清的“中国近代防疫述论”[59]有专章阐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染病预防、治疗及卫生改良方面的作用及局限性，而刘春华也在“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近代山东西医科学（1860—1937）”[126] 一文中，论及外国传教士在华的传染病救治活动及作用。

可见，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传染病史研究全面展开的阶段，制度探讨走向系统化，对各界的防疫措施考证进一步深入，并注重在科学性、实用性的基础上进行反思，疫情研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虽然着眼点各不相同，但成果各有特色，极大地丰富了传染病中研究的内涵，有助于后学者全面、真实地了解近代中国传染病的概况。更为可贵的是，学者们更加注重利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并开始用环境学、气象学、统计学、数学、人口学、心理学、宗教学甚至高科技等方法手段，探讨近代传染病爆发的历史规律和影响。研究视域的多元化，研究手段的多样化，为近代传染病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源，从而揭示出许多有价值的疾病因子和爆发规律，强化了史学研究为人和社会服务的研究方向。

5. 成绩与不足

综上所述。60年来，传染病史学研究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者的学科结构更加合理。从上文可以看出，新中国后30年中，传染病史的研究队伍比较单薄，主要是医疗卫生、检疫人员，以及一些档案工作者，这对该学科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其后，随着研究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大量的史学工作者、社会学及心理学研究者等开始涉足传染病史研究，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逐渐成为中坚力量。研究人员结构的多层次化，带来了研究成果的多元化、多样化，从而使传染病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

其二，人文关怀的目标日趋突显。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史的研究多有为政治服务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又渐转为为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当然，每一种见解的提出都有着它深刻的时代背景，这并无可厚非。但这种状况实际上忽视了医史学研究的人本宗旨。20世纪90年代以来，时易世变，传染病研究开始表现出向现代临床、科研和学术研究提供信息情报和思路借鉴的趋势。2003年以后，在“非典”造成的社会恐慌之后，研究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努力方向，且收效丰硕。这是史学研究的幸事，它表明史学研究开始进入对历史社会中民众生存状况的冷思考阶段，是史学对现实社会人文关怀的真正体现。

其三，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固守医疗和卫生防疫阵地，视野相对狭窄，而且多数学者的观念存在固定化、预定化倾向，围绕既定观点找材料，这种研究格式更加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影响了研究质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的视野逐渐开阔，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纷纷将疾病史研究与近代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经济、人口、战争、社会秩序、社会文化变迁、宗教传播等结合起来考察，彰显了史学研究的开放性。

虽然传染病史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绩，但同样存在一些遗憾与不足：

其一，研究成果的后发性缺憾。在笔者查阅的160多篇关于近代传染病的论文中，2003 年非典以前的文章仅26篇，而且多数属于回顾性文章或资料搜集与整理，质量更有待提高。笔者查阅的14部硕博论文中，仅1篇发表于2001年，其它都在 2004 年及其以后。这表明，在 2003 年之前，该领域的研究队伍单薄，大多数研究者是在“非典”疫情对当前社会已经造成冲击后，才开始对传染病史研究给予关注，并指出防治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相反。这一状况其实反映了史学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前瞻性缺失和后发性缺憾。

其二，研究者对不同区域的研究不均衡。在现有的传染病史研究中，研究者对华东、华南、东南等经济、文化地区发达地区相对关注较多，而其它地区，如华中、西南、西北、华北地带研究较少。其实，我国内地，如西部的许多地区在近代，传染病也一度肆虐，而且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传统理念影响深重，民情、民风各不相同，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独有特色，非常值得研究。当然，这与资料多少及搜集难易有关系，但是，越是有难度的地方，越显研究的价值。

其三，民国政府法定的传染病最终界定为13种，但研究多集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之上，其余病种的研究很不充分，甚至有的病种尚未涉及。

其四，对传教士的活动关注不够。在近代中国的传染病救助、卫生知识宣传过程中，外国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是他们活动范围广泛，几乎遍及中国的整个城市与乡村；二是他们基于传教宗旨，首次在中国引进西方传染病知识， 把现代卫生理念与传染病治疗方法引进中国，补充了新的防治手段，增加了防疫抗灾的力量（尽管其宗旨不在此），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国传染病防治的步伐；各地教会医院也积极从事各种传染病救助活动。这些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长期以来，无论全局性研究还是局部地区的探讨，都还有许多空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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