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先人的迁徙历史

—————客家土楼索古之三（上）

                                作者：李 沣

            前 言

我在写《客家土楼索古之二》时曾说明：参观永定土楼后，被客家土楼和客家人的丰富文化内涵所吸引，回京后想写篇游记性的文章发表在博客上。由于自己对历史学的偏好，也由于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先生的《客家民居特征探讨》一文的启发，游记越写越变味，最后成了一篇史学论文。 但由于自己对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史异常生疏，这篇文章几乎写不下去了。但写了个开头也必须有个结尾，而且其结尾是整篇文章的结论，也就是要写出客家人和客家土楼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怎样的时空条件下，形成了这种独一无二的、有显著特点的、有无穷活力和重要影响的庞大民系或曰族群？总之，要对全文有个交代。

为此，我又粗略地翻阅了一些研究客家源流的文章。这一翻阅使我大吃一惊，客家问题的研究比其它历史问题的研究还要复杂，其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可谓百花齐放，对客家起源的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之间，没有任何共识；就是坚持一元论的学者之间，其研究的路径和结论之间也没有共同之点。

根据我的粗浅涉猎和一管之见，我感觉很多南方尤其是福建的学者，在研究客家源流时，往往离开整个中国的历史大背景，离开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就福建（或者闽粤赣）研究福建（或闽粤赣）。这样在一些问题上，就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主观片面性。在这里我觉得福建学者与台湾学者的学术研究风格和研究结论有很多不同点，北方学者与南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和结论也有很多不同，在学术研究上这本来是正常现象，而且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但有的学者治学不严谨，对别人的研究成果否定的过于轻率。再就是如周建新先生说的：“现在从事客家研究以客籍学者居多。客家人研究客家文化，自然有其本文化的优势，但同时也该看到，客家人研究客家，容易犯局内人高视、无视或忽视局内事的通病。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尤其对于客家这样一个族群意识强烈的族群而言，非客籍学者之类的局外人可能会更客观公正，看问题也更清楚明白些。这种非客籍人士的‘加盟’，有利于改变以往客家人研究客家的单一局面，有利于客家研究朝着更加客观、更加理性的方向前进。”（周建新：《深化客家研究的再思考——从罗香林及其〈客家研究导论〉说起》）我虽然不是专门的客家学研究者，但在周先生的这一号召下，我还是要认真思索，把自己对客家形成的一些不成熟见解，写出来与大家商榷。

一、客家族源的一元论和多元论

现今的客家，是个庞大的民系或曰族群，在研究客家源流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群人是怎么样形成的？既然是个族群，它就是由若干族（这里不是民族而是家族或氏族）经过长期磨合形成的统一体。那么这个家族、氏族统一体中的家族和氏族成员，主要来源于或者说主要由那些家族、氏族构成的？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正确的方法应从客家研究史的起点说起，也就是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旅美学者邵东方所说的：“对于研究史的重视，就是对于前修与时贤学术劳动的敬意，也是对于历史的敬意。心中无此敬意，就是轻率；轻率，就不能真正地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就不能真正地从事确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因为，我们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也只能在前人所达到的终点上迈进，力求能进一步，以待来者的继续超越。轻看前人，或者自以为已经达到真理的顶峰，恐怕都不是一种郑重的学术风度。”（邵东方：《竹书纪年研究论稿》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客家史研究的奠基者是罗香林先生，客家史研究的奠基性理论观点是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和《宁化石壁村考》。罗先生是位治学极其严谨的史学家，在《客家源流考•绪论》里，他实事求是地把客家史研究的源头追朔到英国传教士贝尔氏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义氏。

1912年，也就是一百年前，贝尔在汕头举行的一个宗教会议上报告了客家的历史和现状，在报告中他指出：“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由来迁徙，种种经历┅┅。”在这里，贝尔的结论或者观点之一，就是认为客家人是中华民族里最

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由外地迁到这里来的。但由那里迁来的？可能他没有指出，也可能在别的段落指出并论述，罗先生没有引到此处。因我们没有看到他的报告全文（后来他报告印成《客家源流与迁移》一书），不好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贝尔不认为客家人是客家居地土生土长的土著居民。因贝尔是在一百年前的客家居地传教，他对客家历史的了解，对客家文化的认知，还带有很多的原汁原味，是一百年后的今人无法企及的，因此他的观点被罗香林重视，因此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924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韩廷敦著《种族的品性》一书，书中说道：“客家人要不是因为荒年的困苦和外族的压迫，大概也不会离开北方的老家的。”韩氏的观点非常明确，客家人是从北方迁来的。

罗香林先生对贝、韩二氏的客家研究论著研究后，把他们的主要观点概括为：第一、客家是中华民族的精华；第二、客家是从中国北方迁移到南方来的；第三、客家有其所由生存发展的特性；第四、客家方言是一种较近中原语音的官话。贝、韩二氏的这些观点尽管产生在上个世纪初，但具有一定的客观真理性，所以得到罗先生的肯定。

但罗先生对这二位西方学者观点中的不实之处，还是进行了质疑和反驳。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对韩廷敦的“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和“他们（客家人）是今日中华民族里的精华”进行了辩驳，罗先生指出：“‘精华’的未必‘纯粹’，‘纯粹’的亦未必‘精华’。盖从史实观察，所谓华人，根本没有 ‘纯粹’的血统可言。”他分析了北方汉人和南方各民系的民族混合情况后说：“无论北系的汉人，还是南系的汉族，都是‘混血的民系’，都‘非纯粹的汉族’。”并进一步指出：“当时闽赣粤的畲民，虽其文化远不及客家民系，然因为是那些地方的土著┅┅，客家和畲民接触的繁多了，惟其接触繁多，所以免不了要发生混化的作用。”在这里，罗先生的观点很明确，客家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精华，但客家人并不纯粹（是汉人），他是与闽粤赣的土著畲族混化后的新民系。

罗先生后来写《客家源流考》时，因为学术研究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的重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总之，“在《客家研究导论》中，罗先生曾用相当的篇幅论证了客家曾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土著——畲族发生混化。对罗先生客家源流观的演变，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周雪香：《从客畲混化到“纯粹自体”》，《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近年有些学者在研究客家源流时，“以否定罗香林教授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宁化石壁村考》为‘创新’。”（黄石华：《石壁与客家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序三》，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罗先生的观点，不仅是质疑，而是彻底否。例如台湾学者邓振麟、许时烺在《客家源流的多元探讨》一文中说：

“从小時候到長大，一直到1997年在寶島客家廣播電台擔任節目主持人的時候，都一直聽到客家人是中原人的說法。但是我的祖先是從廣東饒平山前鄉牛皮社遷到台灣的，牛皮社的「社」是原住民聚落的意思，因此吸引我很大的興趣，後來我又在清代饒平地圖上發現，整個饒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個一個的「社」，又發現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認為羅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問。”

“客家源流從單一中原說到多元，進而論述客家是南方越人後裔，是南方越人種「畬族」後裔。”

邓、许两位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即客家人是“南方越人种‘畲族’的后裔，是畲族的直系、单传，与北方汉人，或者说与汉人无任何牵连，包括血统和文化上的牵连。

关于“客家”与“畲族”的关系，如前所述，罗香林先生认为两者有混化、混血。但认为客家人是纯粹的畲族人的后裔，客家人与北方汉族无任何血缘和文化上的牵连，这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畲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但对畲族源流的研究，目前学界分岐和争论较大。撇开其一些细节不论，畲族有本民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历来通用汉字，单凭这一点，就很难把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客家民系的源头归根于畲族。再撇开邓、许二位先生的其它论点、论据不说，上述引文中的关键论点就大有商讨的余地。邓、许二位说：“整个饶平客家人的聚落都是一个一个的‘社’，又发现大埔也是‘社’。因此我认为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大有疑问。”邓、许二位先生认为，“社”是畲族住地的专用语称，“社”在客家住地的通用证明，客家人的先祖为畲族人。据此来否定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论，这是个莫大的历史误会。

畲族住地为深山老林，如《汀州县志》所云，结庐山谷，临清溪栖茂树，种畲田，善狞猎 ，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居处，多以洞（侗、峒）溪、窝相称。而“社”是汉人的专用语。社是土地神，“后土为社”；社又是古代地方的基层单位，《左传•昭二

十五年》：“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注：“二十五家为社”，又“方六里为社。”由此可见，“社”是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称谓，是古代北方的基层行政单位，把它归结为畲族住地的标志性称谓，没有历史和文献的根据，再据此否定罗先生的客家源流论，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历史学和民族学的一种误解。

                  二、 关于“客家”的名义

中国的这个庞大而又有重要影响的民系或曰族群，为什么用“客家”来称谓？也就是说“客家”这个“名”的“义”是什么？也可以说“客家”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从语言学上理解，“客家”就是外来人的意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1931年写的《中国音韵学》（1936年再版和1955年再版时改名为《汉语音韵学》）一书中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王力先生的这个定义，从语言学的角度理解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理解，这个定义还不能完全说明“客家”这个名称的由来和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给“客家”下定义的还是罗香林先生，罗香林先生在早期著作《客家研究导论》中，把客家住地的原住居民称为“主户”，后移居此地者为“客家”，他说：“‘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五代或宋初）。是时，客家居地虽说尚杂有无数的主户（指当土著），然而新种（指客家）一入，旧种日衰，主户的言语日为客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所同化，而失却其特殊性。”罗先生在这里把“客家”定义为与“主户”，即当地土著相对立的新来的人（新种），这与王力先生的定义基本一致，即“客家”是外来的人。这种定义从语言学和移民史上看，都是正确的，而且也许这就是“客家”的全部而且是真正的含义。但从整个客家史和和移民史考察，“客家”名称的来源也许不是这么简单扼要。所以后来罗先生对客家名称的由来又做了修正。

罗先生在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对“客家”的名义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说：“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41、42页，1950年版）罗先生在这里认为，客家源于给客制度，客家之“客”，就是那些依附大姓的宾客、佃客、部曲等等。这里的“客”，专指依附豪族大姓的流民。历史上确有给客制度，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下令实施占田法的同时，根据官品位的高低规定了“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的制度，例如西晋时，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顷，荫（庇护、占有）佃客五十户。依附于豪族大姓的各种“客”，确实是客家族源之一，客家之“客”，与客家民系或族群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把优秀的客家族群的先人，全部、完全归结为那些没有文化，只有靠双手为主人干活的“客”，恐怕与历史的真实不符，优秀的客家人的主体、主人，不可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也就是说客家人的一部分，客家族群中的附属，客家族群中的那些为豪族大户的主人干活的体力劳动者，来源于给客制度中的“客”，这是对的。如果认为客家民系的全部，都是来自给客制度中的“客”，就不对了。

在研究和辩析罗先生的这一客家源流论时，有的研究者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是全盘否定，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问题搞的更为混乱。被认为对客家研究有标志性意义的谢重光先生的《客家源流新探》就有这种倾向。在该书中谢重光先生说：“把客家与历史上的‘客户’混为一谈，罗香林先生就有这样的误会”；“自晋至唐，史籍中常见‘客’、‘僮客’、‘佃客’、‘浮客’、‘逃移客户’之称。┅┅这样的‘客’、‘客户’，与后世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域，与当地旧居即‘土著’相对称的‘客家’毫无关系。”（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3、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了自晋至唐史籍中的“客”、“客户”与后世“客家”的内在联系。

谢重光先生对“客家”的界说是，“‘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说客家是个文化概念，不是个种族概念，这是对的，但名闻世界，有独立品格的“客家人”这一概念，除去其文化内涵外，还是一个“民系”、“族群”概念。“北京人”、“上海人”，虽然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但其文化内涵有很大的区别。在“北京人”和“”上海人“的称谓中，除去有文化的区别外还有地域的区别，所以叫“北京人”，因为他们的居地是北京；所以叫“上海人”，也是因为他们居住在上海。为什么叫“客家人”呢？对“客家”二字的历史渊源总得有个理论上的说明。因此，只说“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实际上并没有界说清楚“客家”。谢重光先生在这一节中进一步说：“用以界定‘客家’的典型文化特征，如同界定民族一样，应包括如下四种因素，即：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同上书第12、13页）在这里，谢先生承认“客家”这个概念，与民族的概念有相似之处。既然“客家”也有某种民族的特性，确切地说是具有“族群”的特性，因此在探讨客家源流时，就要探讨“客家”这个名字的源流，探讨“客家”所以称呼“客家”的历史文化根据。谢重光先生书中这一节的名字叫“‘客家’界说”，但他否定了罗香林先生“客家”源于依附于豪族大姓的“客”和给客制度后，对“客家”二字的源流并没有探讨和论述。

对“客家”的名义，我在《客家人和客家土楼的历史渊源•之一》中写了如下文字：

客家，是“客”和“家”的对立统一，是士家豪族与佃客在南迁后的战乱中形成的一种互相依存、相对固定而又十分庞大的一个社会群体。“家”，就是世家；“客”，就是豪族大户的宾客、佃客、部曲。“家”与“客”是主和从的关系，是个对立统一体。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客家”之“客”这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客”与“侨”、“寄”意同，即都谓寄居他乡的人。因此，长江流域的侨郡、州、县的居民，都谓侨人、客人。《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寄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广东通志·长宁县志》载：“相传建邑时，自福建来此者曰客家”。因此，“侨人”、“客家”，都是对外地迁入者的称呼。侨人、客人，都是对侨居南方的北方人的称谓。

狭义的“客”，是指依附于士家豪族的佃客、食客、部曲等劳动者、半自由人。《南齐书·州郡志·兖州志》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称居江左的士家豪族与跟随而来的佃客、部曲，是主客关系，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关系又表述为“客家”关系。《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客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第三品三十五户，┅┅客皆注家籍。”这段记载表明，南迁的数十万侨人，每家（每户）内部又分为两类人，即家人（主人）和客人（佃客、食客、部曲等）。“家人”有户籍，“客人”无户籍，因此客人“皆注家籍”，“家”的籍，也就是“客”的籍。客随家（主），客与家形成统一体，这也许就是“客家”这一称谓的原始含义或者说是原始出处。

按照主从关系，“家”和“客”应表述为“家客”，但历史和现实对这种关系都表述为“客家”。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客观存在的“家客”关系用语言表述时，客家后人把重点放在“家族”的主体上，而把依附于家族的那些“客”舍弃掉了。“客家”就是客（侨、寄）居南方的士家。

    二是客家人的语言习惯。具说客家人把“公鸡”叫作“鸡公”，“秋千”叫作“千秋”，“母牛”叫作“牛母”，“热闹”叫作“闹热”。这就有可能把“家客”称作“客家”。

三、对客家民系之“源”的讨论

在客家学的研究中，以客家源流为研究课题的文章很多，最早是罗香林的《客家源流考》，尔后有郭寿华的《客家源流新志》、邓迅之的《客家源流研究》、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及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等等。所谓“源流”，《辞源》解释为“水的本源和支流。也指事物的起源和发展。《荀子•富国》：‘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辞海》解释为：“原指水的本源和支流，引申指事物的本末。班固《泗水亭碑铭》：‘源清流洁，本盛末荣’。”据此解释，可知“源流”与“本末”意同，“源”是源头，是“本”；“流”是支流，是“末”。因此，客家之“源”，是指客家族群的源头、来源及怎么样形成的；客家之“流”是指客家族群的支流，客家族群形成后怎么样分流到各地的。但目前客家学的研究中，有些论著对“源”和“流”没有严加区分，往往混在一起论述。

“客家民系”又称“客家族群”，其含义都是强调“客家”是由若干家族、氏族、人群聚合在一起的，在中华各民族中具有相独立性的一个人群系统。按照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这个人群系统，是北方汉族的部分人群南迁后与当地土著融合后形成的。在这个人群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方汉人，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当地土著`。由此，探讨客家民系之源，就是探讨哪些北方汉人，或者说哪些北方汉人的家族、氏族、人群和那些当地土著是客家人祖先？是客家族群的源头？再进一步说，在众多、多次南迁的汉人中，哪一些族群成为了客家的先民？对此，先贤罗香林等及若干当代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和论述，但对客家之“源”，对客家是在什么时间形成的，仍然存在较大分岐。本人在检点诸家论说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现摆出来与大家商讨。

探讨客家之“源”，探讨客家形成的历史，与探讨一般民族的形成史有共同之处，即要界定这个民系或族群与其它民系或族群的区别。“狭义的民族特征应当是指这样一些民族特征，它们反映各民族共同体之间实际存在的区别，而将每一个共同体同同一类的其他共同体区别开来。”（刘克甫、索弗罗诺夫：《古代中国人的民族起源问题》，《中国史研究》1979第6 期）所以研究客家之“源”，研究客家形成的历史，就是要研究客家民系与其它民系的区别。如罗香林先生说的，“而南系汉人，亦以分头迁徙，已受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又以南方诸部族┅┅发生交涉，交涉日多，影响日深，以是而这南系汉人又分化为若干不同的民系。”罗先生列出了越海系、湘赣系、南海系、闽海系、闽赣系，即我们所述的客家系。（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41页，）这就是说，同样是南迁汉人，同样是南方土著，两者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磨合、融化，结果民系产生了区别，也就是说形成了不同的民系，就如古语说的“桔子生于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地域的差别。这个地域差别，第一它决定这个区域是全封闭、还是半封闭、还是开放式的；第二它决定了南迁汉人主体的差别，即迁入这个地域的汉人集团，他的祖地、成员身份、文化素质及南迁的经历与其它地域的南迁集团的差别；第三它决定了当地土著的部族属性、经济文化水平和人员结构与其它地区的土著的差别；第四它决定了两者磨合、融合的时间的长短。因为有了类似的这些差别，所以同样是南迁汉人与南方土著的融合，不同的地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系或族群，也就是形成了民系、族群间的差别。因此，在研究或者判断客家民系或族群的形成时，一是要科学地界定客家民系形成的核心区域，即客家民系根据地的地理范围、边界；二是要界定是哪一支或者说是哪些家族、氏族、人群集团，在什么时候进入了这个区域：三是要界定南迁汉人与当地土著的磨合或融合经历的时间跨度。

（一）、关于客家的核心区域

关于客家区域，现在有多种说法，一类说法比较宽泛，即包括了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处的若干县，这个范围也就是现在客家聚居的一介明显区域；一类说法比较窄小，集中在闽西的纯客家县，例如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清流、南靖、平和、诏安。

客家民系之所以与相邻的潮汕民系、兴化民系有区别，原因是由他的封闭性决定的。潮汕地区、莆田、仙游地区，地处沿海，交通发达，南迁汉人和当地土著，更具有多元来源和剧烈的变动状态。“客家先民自北方迁入南方以后，只有 具备一定的移民数量，并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期保持并延续北方的文化特征。”（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客家先民，即形成客家的那些北方家族、氏族集团（族群），由于大迁徙的时代背景不同，迁移中的政治经济遭遇不同，迁移的方向和路线也就不同。这个南迁汉人族群，很可能是遇到了多次的、来自不同社会集团势力追逐、打击，才不断地转移，逃亡再逃亡，由交通便利地区逃亡山区，沿着不同的水系逃到深山里，逃到一个与外世隔绝的区域，安家落户定居下来。这个区域就是罗霄山脉以东，武夷山、九连山以西，南岭以北的这块由大山的天然屏障保护着的山区，也就是后来的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清流、南靖、平和、诏安这些县的所在位置。客家先民南迁到终点站后的收缩、聚集、稳定阶段，是客家的形成阶段，是客家之“源”；当客家走出大山向沿海各地再迁移时，那就是客家之“流”了，是客家族群的大发展、大扩散，是离开根据地的大转移了。

（二）、客家民系（族群）之源

关于客家族群之源，客家史研究者基本都认同为南迁的北方汉人。而南迁汉人，从汉末到明清，是个接连不断的过程，其时间跨度有一千五、六百年。就说从汉末到宋，其间也有六、七百年。做为客家先人的聚集、稳定阶段，虽说有一定时间跨度，有不同的家族、氏族加入，但这个阶段不能无限的长。

1、与吴松弟先生探讨

关于北方汉人南迁，罗香林先生提出五次迁移说，“第一次的迁移，则以五胡乱华所引起”而“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12和第41页，）吴松弟先生对此说提出质疑，认为：“东晋初年为四世纪，唐末为十世纪，北方移民在到达汀赣之前已在经济不落后交通也不闭塞的长江南北居住了六个世纪┅┅依照文化发生的原理，罗香林先生的东晋移民五代宋初形成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他认为：“只有唐后期和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迁入的北方移民氏族，才有可能对客家的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今日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带入汀赣地区从而成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迁自南宋时期。”（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

谢重光先生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说：“客家民系的组成是多元的，其主体是唐末五代两宋时期自中原和江淮一带移入赣粤闽交界地区的汉族人民，但也包括与南迁汉人融为一体的大量土著种族。”（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前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陈支平先生认为，“从现有的宁化、清流等县的族谱资料看，这一带的客家人，其祖先也大体是从宋代及其后才大量涌进来的”，“客家人的大量入迁，是始于宋代。”（陈支平：《福建六个民系》第120页，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由此看出，多数当代的客家学研究者，认为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在唐末至宋，个别人认为就在宋代，而且是南宋。对客家学研究中的这些所谓的主流观点，我觉得很有商榷和讨论的必要，比如吴松弟先生，他认为“导致今日客家语言和风俗形成的北方文化带入汀赣地区从而成为客家源流的移民，主要迁自南宋时期。”（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 期）但他在本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作为客家源流的北方移民，必须是“具有一定数量的集团移民”（同上）。我理解吴先生在这里强调“集团移民”，是想强调作为“族群”形式存在的客家，其形成之“源”的北方汉人，也必须是若干家族、宗族、人群以某种联合体的形式，集团式迁移过来的，“否则其北方语言便可能被南方方言所湮没。”（同上）

在客家学研究中，强调事物的因果联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用此观点审察史实，我个人觉得很难得出客家形成于南宋的结论。如前文所述，汉末和两晋时期，“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略阳、天水等六郡流民数万家十余万人入蜀求食”，“洛阳顷复，中州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迁入江南的北方移民，把他们原来居住的郡县之名也迁到江南，仅长江下游的江苏，就有33个侨郡和75个侨县。但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这种集团式的由北向南的大迁移，基本上不存在。在金军的步步紧逼下，只有朝廷的逃亡和军队的转战，而无北人的南迁。范文澜先生是如此描述的：在金兵距东京只有十日路程时，“徽宗、童贯、和蔡京全家，以烧香为名，由童贯的亲军二万人护送，逃出东京，跑到毫州。徽宗又从毫州逃到镇江。”北宋灭亡后，中原人民不是南逃，而是纷纷拿起刀枪武装抗金，八字军、红巾军、五马山义军、梁山泊水军，黄河南北有六、七十万农民军，进行抗金斗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五册第226至242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两宋时期没有大规模的北人南迁，除去因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家庭、家族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外，主要是因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南方已经没有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了，大江南北已经成为一个统一体了。

吴松弟先生在上文中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观点是，北方迁入汀、赣二州的移民，必须“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才能长期保持并延续北方的文化特征。”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困为南迁汉人要是生活在像福州、泉州这样开放的环境中，那么它就形成与客家民系不同的，具有多元和开放特点的民系。检点史籍，两宋时，不仅闽中，就是闽西也没有相对封闭的自然、社会环境了。

郡县的设立，是一个地区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标志。一个地区一旦设立郡县，就表明这个地区已在政府的管辖之下，政府要管你的户籍，你要向政府缴纳税赋，并服兵役。写成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的《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二十一年置汀州，因长汀溪以为名；开元二十二年，设宁化县。宪宗属于唐中期，说明唐中期，长汀、宁化已经不是封闭社会了。

南宋历史上，闽粤赣三角区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摘其要者有：建炎二年，建州（今建瓯县）兵士叶浓率众起义，攻破古建阳；建炎四年，范汝率饥民和贩盐为生的农民在建州吉阳起义，攻入建州，破邵武军（今邵武县），拥众十万人，活动于建瓯、南平、长汀、邵武诸州。长汀地区，以武夷山、大庾岭、赣南山区为依托，农民反抗官府“计口敷盐”的斗争接连不断。理宗绍定二年，在汀州爆发了由晏彪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先后攻破清流、宁化、建宁、泰宁、将乐诸县。汀州南方的虔州农民大起义，拥众十万余人，活动于循州、梅州、潮州、惠州、广州等地。这些事实说明，客家的核心区域，已经不是个封闭社会了。在整个福建，也没有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园”了。在这种大背景下，在闽粤赣三角区形成一个独立的民系，可以说完全不可能了。再者，这些反抗官府的数十万的起义军，他们是南迁汉人呢？还是南方的土著，即山越抑或是畲族？其实史书这时已经不再区分为南人、北人了，已经把南人、北人看成是融合为一的一个与官府对立的整体了。

2、与谢重光先生探讨

在讨论客家民系的形成问题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客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中原士族”,还是“平民百姓”？谢重光先生的观点异常明确，“不管中原士族在客家先民中占数量上的优势，还是说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起主要作用，都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已经反复论述，晋代的‘衣冠南渡’，与唐中叶以降客家先民的南迁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谢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客家先民是在唐中叶以后南迁的，因此汉末和两晋南迁的那些士家豪族与客家族群的形成无关。“而至唐代中叶，士族作为一个别阶层已经相当没落”，“客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平民百姓。”（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104、10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谢重光先生为了论证他的这些观点，在该书中引用《资治通鉴》、《临汀会考》等文献中的十六条史料后，得出了“唐中叶以前，汀、潮、循三州可以说基本上是土著少数族的天下，汉人的势力基本上尚未进入这一区域。”的结论。

但若仔细研究这十六条史料，这个结论恐怕很难成立。比如第9条史料为：“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杨澜：《临汀会考》卷3）这条史料有力的说明，唐初置汀州时，这里已是“内地民”和“本土之苗”杂处混居了。谢重光先生在本书的第三节又引用了这样一条史料：“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蜑、曰儴、曰俚、曰僚、曰迤，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隋书•南蛮传》）这条史料说明，在隋时，居住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深山里的百越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但他们（百越族）已经与“华人”错居。问题非常明确，谢重光先生的“唐中叶以前，汀、潮、循三州可以说基本上是土著少数族的天下，汉人的势力基本上尚未进入这一区域。”的结论，与这两条史料相悖。

再说，《元和郡县图志》所列的唐元和时，汀州有民2618户。汀州的这2618户是北方移民，还是当地土著？这也是个需要弄清的问题。《元和郡县图志》载：“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这三千余户是避役百姓。“避役百姓”就不是土著。“百姓”这个概念，在江南的形成和使用，有着特殊的背景和含义。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是这样分析论述这一问题的：“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家谱》，┅┅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宋齐两朝用素族来压制士族，梁武帝按照东晋的经验，认为不如用士族来压制素族较为有利，因之东晋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视起来。┅┅每州每郡每乡都有专官一人搜罗士人。”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百家姓”就是南迁士族的代名词，也是南迁士族的精华，搜罗百家姓族，是东晋和梁朝的一项大政策。也因此，“百姓”（百家姓）在江南具有特殊的历史含义。

南迁的士家豪族，都有众多的佃客、部曲，即“客”。客没有户籍，“客注家籍”，“客”都注册在“士家”的名下。士家户下，有成百成千客户。因此这三千余户避役百姓，实际的户数要比这三千多的多。在长汀溪检括到三千户避役百姓后置汀州，管长汀、沙、和宁化三县。这里有个不争的事实，即避役百姓不止长汀溪有，闽粤赣三角区的其它溪、其它山谷也会有避役百姓。县的设立，很重要的原因和根据，就是发现了避役百姓，发现了纳税、缴贡赋的山民。“由汀州州县建置的时间顺序，大致可以推知北方汉民经由赣南转入闽西的途径。按汀州旧领八县，依其设县年代先后，顺次为：宁化县、长汀县、武平县、上杭县、清流县、连城县、归化县、永定县。”（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第93页）谢先生又说：“封建时代州县的主要职能是治安和征收赋役”（上书第74页）因此，这些县的陆续设置，也就表明在这些县域陆续发现并纳入官府管理的服劳役、纳税赋的民户。这些民户包括“避役百姓”和土著山民。在长汀溪检括到三千户，在新设立的诸县检括到多少户？史无载，但肯定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在陆续设置的这汀州八县，检括到土著山民多少人户？虽然史无载，但肯定也是个不小的数字。而且这些土著的发现、登记造册、缴纳贡赋，是个漫长和复杂和过程。

谢重光先生引杨澜《临汀会考》曰：“当造治之初，凡砍大树千余，树皆山都（土著）所居”；引刘克庄《漳州谕畲》曰：“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说明那些栖树住洞的山民，从来不服役不缴税，也从来没有跟官府打过交道，就像南宋名将李纲在《桃源行诗序》中描述的：“今（南宋）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礼俗淳古，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此与桃源何异？”说明一直到南宋时，有些山民还是“虽斑白未尝识官府者”，一直到老都不知道什么是官府。山民不认识官府，也就说明官府也不认识山民。县的陆续设立，民户的剧烈增长，跟这个地区生产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土著的汉化，贡赋的缴纳及对这个地区的“避役百姓”和当地土著的陆续发现、纳入管理有直接的关系。

总之，在汀州地区，唐中叶以前，已经有不少的南迁汉人，即“避役百姓”。这些避役百姓不是土著，如谢重光先生所言：“宁化（李注：是宁化还是汀州暂且不论）建县之前检括出来的三千余户避役百姓，应是南朝后期以来为了反抗官府、逃避苛政而陆续由邻近州（郡）县逃来的百姓及其子孙。”“现在进而可以推测，三千余户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应是从抚州越过站岭隘东迁进黄连洞的”；而汀州“这批避役百姓中从赣南迁来者，应是越桃源栋而来的。”（谢注：据《元和郡县志》，这批避役百姓也是三千余户，与宁化黄连洞检得者相同，疑有误。）但谢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批避役百姓，殊不足以证明宁化自晋代以来就有北方汉人迁入。”这种思维逻辑，确实让人不敢恭维。

为了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谢重光先生还引用了如下户籍资料：汀州在唐元和时，有2618户；北宋端拱二年增至24007户；从北宋太宗到神宗元丰年间，又增到81454户；到南宋中叶，户数已达218，570户。证明了汀州的移民高潮在宋，尤其是南宋，因此也间接地证明了汀州的客家先人，与士家豪族无关。

从上述移民资料可以看出，汀州居民，主要是两宋，尤其是南宋时迁入的，即由八万多户，猛增至二十一万多户。但汀州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时的这种人、户剧增，可以和移民挂钩，也可以和户籍制度挂钩，即换一种思考方法，把汀州的民户的增加，看成是两宋尤其是南宋时，随着国家户籍制度的完善和严格，那些无户籍的山民，都逐渐列入了国家户籍册造成的。

唐元和时，汀州有民2618户，南宋中叶增加到了218，570户，净增215，962户，就是净增了20多万户。我们必须追问一下，这20多万户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按照谢重光先生的观点，这20多万户都是平民百姓。我们知道由南到北的迁徙之路，是条艰难险阻之路，不用说由中原到汀州，就是由江淮到汀州，也不是一般的分散的个体农民所能到达的。汉末两晋时的集团移民，是以有钱、有势、有知识的士家豪族为首领（流民帅），大量的佃客、部曲为主体的集团式迁移。就是这样，也不是每个迁移集团都能达到目的地，就像韩廷敦教授说的，“当他们迁移的时候，自然淘汰的势力，一定很活动（跃），逐渐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者留在后面。所以凡是能够到达远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较有毅力有才干的。”（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页）因此，20万平民百姓，如果是以个人或者以单个家庭为单位的这种个体南迁行动，其成功率可以说极低。到汀州，这是很难想象的。若按谢先生说的，他们是“南朝后期以来为了反抗官府、逃避苛政而陆续由邻近州（郡）县逃来的百姓及其子孙。”那么南朝时南迁的这2618户中，你就不能断然否认，这里面有士族，这里面有佃客、部曲。据此，你也不能断然否认，至迟唐中叶前期，这里就有南迁的士族和佃客、部曲，即南迁的北人族群。

两宋人户的剧增具有全局的性质。两宋，尤其是南宋户籍制度的完善和在册人、户数量的增加，主要与官府对人民的残酷掠夺有关。“南宋初年东南各路岁入不到千万，到了五十年后的南宋中期，猛增到六千五百三十余万，增长达六、七倍之多。”（《中国史稿》第五册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南宋最著名的政论家叶适云：“国库收入，在宋初全盛时期，等于汉唐全盛时期的再倍。熙丰比治平加几倍。宣和为熙丰的再倍。南流以后，又为宣和的再倍。”（叶适：《水心文集》卷四）可以说，国库收入增加的部分，来源于严格的户籍制度，来源于依靠户籍制度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两宋，尤其是南宋户数的剧增，有移民的因素，更有南宋政治腐败的因素。不能据此来断定两宋前这里没有大量的南迁汉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