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之名

      作者：李 沣

  “天津”之名，历史悠远。屈原《离骚》有：“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晋书•天文志》：“天津九星，横河中。”注：“天津，东极箕斗之间汉津也。”《隋书•天文志》：“尾箕之间，为其汉津。”又言：“尾亦为九子箕，亦曰天津。”天津、汉津、天汉，皆天河即银河也。天津，天上的河也。

  天津，也是地上的河。《金史•河渠志》载：“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於己，多致浅滞……姦弊百出，於是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衙内皆带提控漕运之事。……十二月，通济河并设巡河官一名，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金史》的这些记载有些粗糙，这里的“通济河”实际上是“通济渠”，是连接淮河与黄河的运河，它泛指漕运的南段。“天津河”也是个笼统的说法，泛指漕运的北段。因此，金时的“天津河”虽与今日之“天津”有点联系，但不是一个概念。不过金时，“天津”就是地上的河也。

     由此可知，“天津”，乃河也。

与此相关的还有与“津‘有关的词语，如：津、津人、津门、津筏。

津，渡口。《论语•微子》：“使子路问津焉”。这个“津”，就是过河的渡口，是河的一个节点。

津人，过河渡船的船夫。《庄子•达生》：“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

津门，设在河的渡口的关门。庾信《明月山路》：“船横埭下，树夹津门。”

津要，亦作要津，水陆冲要之地，《宋书·武帝纪上》：“时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

总之，“津”与“渡”有关，“渡”与“河”关。“津”也可以说是水也，是河也。

对今日北方的交通枢纽，华北的重要工商业都市的“天津’，她的历史起点或者说起始年代，如何定位、判断，是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问题。时至今日，网上对这一问题，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我个人认为是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天津青年报》记者黄卫写的《天津为嘛今天过生日》，一篇是博故的《1404年12月23日明成祖建天津城》。

关于第一篇文章，开宗明义：“12月23日，是天津建卫筑城纪念日。1404年的今天，天津城正式营造，从此开始了这个城市的生命。”这一结论的主要根据，就是天津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凤岐对《明太宗实录》的考证。作者说：“郭凤岐在查阅《明太宗实录》时发现：‘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设天津卫’。‘己未’是农历二十一日。这就是说，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设天津卫，这个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404年12月23日。这一点，说明了天津建卫的具体日期。”但《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的原文是：“己未，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实录》中无“己未，设天津卫”之说。

有关“设天津卫”史料，有这样几条：

1. 《明史•陈瑄传》：“永乐元年，命陈瑄充总兵管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饷北京及辽东，遂建百万仑於直沽，城天津卫。”

2. 《国朝列卿记》卷64载：陈瑄“永乐元年坐事谪督天津卫城”。这些资料说明命，永乐元年，就设天津卫，就命陈瑄在直沽建百万仑，城天津卫。

3. 《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辛酉，上以海运粮船上抵直沽，置仑储粮，别以小船转运北京，命户部会议皆以为便，复请于天津等卫多置露囤以广储蓄从之。”

          据此，“设天津卫”，是在永乐元年还是永乐二年，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研究。

   退一步说，把《明太宗实录》记载的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直沽设卫，推算为1404年12月23日，这是正确的。因为“己未”为旧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换算成公历即12月23日。但“己未”只记载在直沽设卫，并没有明确将“直沽”改为“天津”。到了“辛酉”，才有“复请于天津等置露囤经广储蓄”之语。因此把设“天津卫”的时间，定在永乐二年，即1404年，可以，但一定要定在某月某日，看来根据并不充分。

   本文作者把武汉出版社《明实录类纂》，“己未”条的记载放到了“经济类”或“军事类”中，以此证明“设天津卫意味着开始了卫城的‘营造’”，这个逻辑结论有些勉强。卫，是军事组织，放到军事类很正常；把建漕运粮仑，放到经济类也很正常。但这都与“卫城营造”无关。有的网友说十一月二十一，是寒冬，天寒地冻，怎么能挖土造城？此说也有一定道理。而且《明太宗实录》“己未”条的原文是：“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并无“城天津”之说。

   因此，“天津卫城‘的建造时间，也是个需要进一步探讨考证的问题。本人看到关于天津卫城营造时间的史料，有永乐元年，即《明史•陈瑄传》：“永乐元年，命陈瑄充总兵管总督海运，输粟四十九万余石，饷北京及辽东，遂建百万仑於直沽，城天津卫。”和永乐“三年，以舟师建百万仑于直沽，遂筑天津卫城。”（杨荣：〈文敏集〉卷2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而唯独没有永乐二年之说。《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的原文是：“己未，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此史料中无“筑天津卫城”之事。若像上文作者说的：“天津赐名、设卫、建城应是同时之举。”若没有史料依据的话，这只能是种推测，有这种可能，但不能作为结论。

   综上所述，把作为地名的“天津”，起自永乐二年设天津卫，是正确的。但把设“天津卫”等同营造天津城，太牵强。作为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城市标志，天津的历史肯定不是从永乐二年开始，忽必烈定都北京（元大都），到公元1270年，人口已达40余万，直沽作为连接海运和河运的枢纽，迅速繁荣，因此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将“直沽寨”改名为“海津镇”，作为工商业都市的天津历史，起码可以从“海津镇”开始。因为城市的含义，城墙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内涵是人口、交通、工商业。

   关于博故的网文“‍1404年12月23日（明朝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佥事凌云、指挥同知黄纲开工筑城，赐名‘津’，为“天子车驾渡河之处”。

   此说不知出自何处？《明史》成祖纪、黄福传、陈瑄传都无此说法，《明史•陈瑄传》中是有永乐元年，命陈瑄充总兵管总督海运，“遂建百万仑於直沽，城天津卫。”《国朝列卿记》卷64载：陈瑄“永乐元年坐事谪督天津卫城”。这些资料说明命，永乐元年，就命陈瑄在直沽建百万仑，城天津卫。

   天津卫城的营建，其下诣、规划、建造及规模，有个调兵迁将，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的过程。因此如肖立军、王锡超在《明代天津筑城置卫若干问题考辨》中说的：“天津开始建城的时间，明清史籍有永乐元年（1403年）、二年（1404年）、三年（1405年）等不同记载。究竟哪个准确呢？”

   永乐元年,建了百万仑，必须有个简单围墙；“永乐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朝廷下令设置天津卫和天津左卫。但两卫军队接到军令后，到天津驻防还要经过一个过程。”永乐《三年，以舟师建百万仑于直沽，遂筑天津卫城。”（杨荣：〈文敏集〉卷2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看来“舟师”也参加了卫城的营建。另外 ，新到防的天津卫及天津左卫官兵也应投入到了天津城池及内部设施 的营建中，据(乾隆)《天津县志》卷7记载天津卫衙门 “明永乐三年， 指挥倪兴建。”此“指挥倪兴”应指本卫指挥使，而劳动人手应是其下属卫所军士，因此，肖立军、王锡超文的结论就是：“天津卫城的营建当在永乐三年(1405年)掀起高潮。”（肖立军、王锡超：《明代天津筑城置卫若干问题考辨》，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赐名直沽为“天津”？

   “天津”，天子车驾渡河之处。三岔口海河边的石碑“天子津渡”，说明天子（燕王朱棣），从这里渡河南下，攻克南京，取了皇帝位。因此这里是值得纪念的地方。

      

   

    

   
   

    

   碑文写的“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燕王朱棣，由此渡河克南京，取皇位。”这是概括性的说法，朱棣这次率军渡河，攻打的第一个目标是沧州。《明史·成祖纪》载：建文二年八月，燕王回北平。九月“盛庸代李景隆将复取德州，与吴杰、平安、徐凯相猗角以困北平。时徐凯方筑城沧州。（燕）王佯出兵以攻辽东。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冬十月戊午，袭执徐凯，破其城，夜坑降族三千人，渡河过德州。”但有资料说：“凯兵被杀万余人，辎重尽为燕军所获。” 这一战役的起点是在直沽集结部队，从直沽出发昼夜兼行，因此“直沽”对燕王打天下有重要贡献，所以如上碑所云，将直沽“赐名天津”。

   但历史事实不像碑文中说的：“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由此渡河克南京，取皇位。”建文二年冬十月燕王朱棣这次南征，开始很顺利，即由直沽集结部队，南下攻克沧州，然后经德州进军东昌（今聊城）。但东昌一战，燕军大败，死伤无数，建文三年正月，燕军退回北平，燕王深感南军兵多势盛。经养精蓄锐，建文四年正月，燕王又率兵南下，经德州，过徐州，四月，经灵壁一战，降敌十万余人，然后过淮河，过长江，直逼南京。六月十三日，进入京师，继皇帝位。所以“渡河克南京，取皇位。”不是建文二年的事，而是建文四年的事。

   因此，建文二年，燕王由此渡河，对克南京继皇帝位，没有决定意义。

   其实“直沽”对燕王继皇帝位的意义，比这更为久远。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四子朱棣为燕王，当时的“燕”还是忽必烈的天下。经过太祖北伐，攻陷元大都，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燕王就藩北平。燕王朱棣及在北平的很多官吏兵士，都来自南方，他们的衣食及生活用品，都要从南方运到北方，其运输的主要方式即漕运，主要通道有两条，一是海运，从东海——渤海——大沽，沿海河到直沽；一是河运，从南运河向北，经临清、德州、沧州，到直沽。海运、河运的交汇点都是直沽。然后从直沽到通州，再到京城。因此燕王在京城的生存和军事上发展， 都离不开漕运这条生命线，而“直沽”是这条生命线的交汇点。

   除此之外，对燕王心灵深处触动最据，也是让他决意发动“靖难事变”的事发地，是“直沽”。事情的大致脉络是这样：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五月，太祖崩，皇太孙继位，遗诏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王自北平入奔丧。闻诏乃止。”（《明史·成祖纪》）对《明史》的这一记载，可以这样理解：太祖驾崩的噩耗传到北平后，作为皇帝子的朱棣立即动身奔丧，这是孝，也是礼。但他出发不久，很可能在“直沽”，得到诏书，是太祖遗诏，诏书明示：“皇太孙继位”、“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这让燕王朱棣大感意外，无法接受。父亲死了，儿子不能奔丧，这不讲人情有违常理。让“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师。”，这是对诸王的限制、警惕、防范，表明皇孙建文帝及其左右，已开始对诸王下手剪除，即削藩。所以从这一时刻，即奔丧折反的路上，燕王朱棣就决定以“清郡侧”为名，起兵造反，发动所谓“靖难之变”。建文帝安葬太祖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周王，因“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周王被削除，燕王深知是对他的警告，也是废他的开始。

   燕王朱棣返回北平后，与知己道衍密谋，暗选将才勇士於燕郊，由道衍操练，并日夜铸造兵器。建文帝让张昺、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密令察看燕王行动，又令都督徐凯屯兵临清、耿渊屯兵山海关、宋忠率兵三万屯开平，以箝制燕王。六月，有人密告建文帝燕山护卫倪谅不规，於是将倪谅捆往南京被戮，建文帝下令追责燕王朱棣。朱棣“佯狂称疾”，当张昺、谢贵到燕王府时，盛夏时节的朱棣却围着火炉颤颤抖抖地说：“寒甚”（《明史纪事本末》卷16）燕府长史葛诚密告张昺，燕王无病，装的，要生变。于是张昺又密报建文帝，文帝下令抓捕燕王朱棣。此事又有人密报了燕王朱棣，生死关头，燕王决定经“靖难”为名起事，设计将将张昺、谢贵杀之，并灭葛诚其族。

   “靖难之役”从北平始，燕军先陆续攻克通县、蓟州、密云、遵化各城，然后转战涿州、莫州，李景隆调集各路兵马50万人进驻河间，然后北上过芦沟桥，直逼北平城下。燕军分兵袭击，李景隆伤亡十余万人，退还德州。

   综上所述，“靖难之役”的原始起因，是奔丧折返的路上，亦即在“直沽”。所以，燕王朱棣继皇帝位，将“直沽”改名“天津”。

    

   （完稿于2022年5月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