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上博物馆规划与管理的趋向几经转易，曾经作为创业者、快乐教育者和历史讲述者的老博物馆人，历经“全面质量管理”（TQM）和“目标管理”（OM）两种管理体系，对于文物和博物馆工作经验格外关注，并敢于质疑任何程式化的方法。作为保存、研究和教育机构的传统博物馆定义，赋予博物馆活动实用而富有成效的描述，同时也为博物馆目标如何实现，以及能否实现的问题，留下继续探讨的空间。

由于不同的专业经历，我们对博物馆的运作模式有不同的理解，但共识在于，博物馆通过展览确立自身最重要的公共形象，尽管并非唯一的形象。我们不断深入理解博物馆的目标、历史、功能，怀着博物馆重要性持续增长的信念，博物馆同人多次指出，当前博物馆对展览的信赖日益超出对文物鉴赏的重视。

博物馆收藏通常是建构性的，需要数代人的长期积累和经营。在此过程中，收藏重点与规模屡经变化。某种程度上，收藏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蕴含着变化。近年发生在巴尔干和伊拉克的战争业已证明，收藏甚至存在消逝的可能。博物馆藏品的变化不可避免，但无需绝对化。

通常在一个组织完备的博物馆，文物藏品是研究的基础，基于文物藏品的研究则是展览陈列的基础。理论上如此，实践中却存在来自博物馆各部门或研究者自身的诸多挑战。如何获取可信赖的益智知识，如何将这些知识向公众传播，这些当前博物馆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博物馆、各类科研人员颇费思量的难题。特别在博物馆界，经费短缺、藏品地位、整体性分化等三个问题极具普遍性，本文对其做重点剖析。

一、博物馆资金之忧

博物馆经费无论如何安排，都面临短缺的困境，因而需要从不同渠道募集资金。当然，博物馆必须对其资助者负责，注入的每笔资金都会伴随一些附加条件，或支持某种政治主张，或期望将捐赠人肖像永久悬挂于博物馆入口。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有纯然的资金，不同的是，现在募集资金的附加条件越来越少。过去，私人通过向博物馆捐款，期望为自己创造广泛的社会合法性，当然也有出于真正的慈善原因。如今，捐赠者更希望传播自己的独到见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提供自己的研究支持独到己见。

捐赠者很少强迫受捐方去执行自己的工作方案。事实上，履行捐赠者的工作方案通常需要一个良好的形式。除资金之外，捐赠者还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例如对某些专题素有研究的捐赠者，可以引荐博物馆人员与相关研究者进行交流，这确实非常有益。当然，不只是私人捐赠者有自己的捐赠方案，政府也不例外。加拿大联邦政府曾资助过几个气候变化展览，一些省级机构对此抱怀疑态度，认为此举对于联邦政府支持《京都议定书》的立场有误导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主题是什么，外部机构向博物馆提供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事实本身，就是对博物馆自身研究的挑战，并导致博物馆研究与展览之间的隔膜。作为一种必要的冒险，博物馆对来自外部的研究主题应持欢迎态度，又不能漠视它对博物馆自身研究潜在的影响。

2003年，加拿大自然博物馆（CMN）举办“基因组中的基因”展览（已证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流动展），资助来自加拿大基因组和加拿大健康研究所。资助方除提供资金外，还带来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从多方面对基因组研究反复论证，各类观点交锋碰撞。尽管加拿大自然博物馆认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但它在基因组方面的研究能力十分有限，因而博物馆研究人员在展览中担当的角色亦十分有限。展览在渥太华开幕时，有一些自然博物馆的研究成果，但这些内容并未参加随后的流动展。从展览全过程的科学家参与来看，自然博物馆缺少足够的基因研究专家。令人担忧的是，诸如此类的临时展览将进一步导致博物馆研究与博物馆公共展览项目相分离，公共展览项目的成功则会加剧二者的分离。这有可能带给策展人和科学家欣慰的同时，博物馆人必须意识到，这对于博物馆决非有益的趋向，但此趋向仍存在发展之势。

二、实体文物的孤独之忧

文物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使博物馆的地位稳固，赋予博物馆持久潜在的吸引力。人类对文物的欣赏需求，使博物馆成为实在的、固定的场所，而不仅作为历史、艺术与科学的象征或隐喻。

在博物馆学争论中，文物的地位日益受到挑战，这一趋向在展览中亦清晰可辨。建构主义者的教育模式将关注点从实体文物转向观众、语言和陈述。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是讲述故事、创造经验，接下来可能发现更有效的故事讲述法，而超出承载故事的文物本身。科技馆通常运用建构主义者教育模式，博物馆一旦克服了对新方法的恐惧，将从中获得新知。

然而，对叙事的关注超出对实物的关注会导致危险，正如艺术可能被艺术展览取代一样（Debord德波，1995），展览的重压会使实物窒息。经验表明，我们在为多媒体、复制品、虚拟世界兴奋之时，必须谨慎地保持对实体文物的关注。

叙事超越实物，是现实世界转向虚拟世界的普遍社会征候。在哲学界，这个趋势至少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尼采，更近于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大众媒体的世界既是起因又是表征，通过互联网智能的无穷影像和事件层级来表达时间。网络空间中，空间化作隐喻，情感变为图符（米歇尔，1993）。我们相信，隐喻和图符并不能构成世界的全部。不仅限于哲学与网络理论，抽象也是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理论物理学作为最抽象的科学，其进展有赖于某种程度的抽象。即使在注重实物标本的古生物学科，可能听到研究者说：“真正的古生物标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获取的信息。”尽管如此，科学基于可测量的真实世界和物质实体，是无可辩驳的。

我们所争论的实物，坚如恐龙，脆若鸟卵，但并非单纯的物体。作为博物馆藏品的物体，与它所存在的历史语境（context）息息相关。实体文物经历了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但未关注观众的理解方式。我们不反对后现代的叙事性建构，但是博物馆必须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其功能，因此博物馆知识需要以真实世界为基础。必须承认，我们有时热衷于举办主要由展品、说明牌构成的传统展览，但对这种展览形式深感厌倦。然而，坚持这种展览可以实现建构主义的叙事策略，以此强化博物馆的生存能力，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最令人忧心的是，如同展览正在远离实体文物一样，许多研究者也在远离文物。与急剧变化的现代世界相适应，博物馆同样孕育着转变。自博物馆诞生之日起，原本来自士绅阶层的博物馆馆长，如今多数转由职业经理人以首席执行官（CEO）的身份履任，负责博物馆的运营；传统意义上从事研究的馆长徒具象征意义。这样一来，在许多博物馆，馆长成为单纯的研究者，对于文物藏品的责任感和依附性逐渐淡化。馆长一旦以自己的研究作为首务，管理和利用藏品的职责不可避免地构成对其研究方向的干扰或约束，由此而偏离了博物馆馆长职责的本意。

博物馆研究、展览都远离了文物的事实表明，日益孤独的实体文物在如何组织方面存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欧洲博物馆馆长正在考虑建立“无收藏博物馆”的可能性，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即为此例。如果博物馆展览者、管理者，甚至研究者都被迫远离文物藏品，导致实体文物处于不稳定的孤独状态，这就引出博物馆的第三重忧虑。

三、博物馆整体性的分化之忧

长期以来，“博物馆”定义重在突显博物馆包容多种专业、多样活动的整体性。我们时常质疑博物馆整体性的实质：展览者和研究者很少密切合作；来自资金、教育理念、专业合作方面的压力，日渐造成博物馆内相关学科之间的疏离。对此，博物馆能否继续保持其整体性，成为许多博物馆必须思考的发展战略问题。

综合化作为大型工商业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亨利·福特自己冶炼钢铁、种植橡胶，麦当劳自办养牛场。1960年代，相对于成品，零部件构成全球制造业贸易的20%，1990年代中期，情况完全转变，零部件构成比上升到80%。事实上，大公司作为整合零部件生产加工的实体，已成为当代商业实践的主流。分化的表征之一即被外化。事实上，博物馆从安全保障到软件开发与应用的多种工作已经外化。博物馆工作的核心可以外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对当前博物馆工作的重点——合作关系略作思考，“合作”不失为对“外化”的美化。确切而言，博物馆内外面临许多分裂的机会，因此博物馆仍需强化自身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我们建议，对博物馆文物抱永久珍惜的态度，博物馆的整体性才可能充分实现。

以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安大略省）和皇家蒂勒尔古生物博物馆（阿尔伯塔省）为例，均尝试在展览项目中应用本馆相关的研究结果。但是许多展览的思路来自研究者，思路形成后，必需经过初步的综合评估：展览思路是否适合于博物馆的明确目标？能否得到博物馆收藏和研究的支持？实际问题诸如：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环境控制或相关资源能否支持该项展览。

在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如果展览思路通过初步评估，经进一步充实的思路将由博物馆项目委员会审查。委员会由研究部主任主持，包括保管、市场、社会教育等部门负责人。该委员会从更尖锐的角度，提出类似初评的深化问题。展览思路如何与博物馆理念相契合？博物馆收藏和研究在何等程度上可以支持展览思路？

在皇家蒂勒尔古生物博物馆，展览思路也需经历类似的过程。展览思路可能有多种来源，经常由博物馆研究者和展览设计者共同充实。任何实质性展览的最终决定权，取决于博物馆项目委员会主任及其团队。皇家蒂勒尔古生物博物馆作为阿尔伯塔省政府的分支机构，必须确保与政府意志和决策的兼容协作。博物馆如何知道自己首先需要做什么？加拿大自然博物馆一直积极与各地民众进行交流，了解他们最喜闻乐见的博物馆交流形式。几年前，在全国各地举办市镇会议进行投票，通过关注社群，充分获得民众对博物馆的评价。

此外，加拿大自然博物馆和皇家蒂勒尔古生物博物馆还努力发展全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联盟。联盟由拥有丰富的自然历史收藏并积极举办相关活动的博物馆组成，代表自然历史机构努力发出集体的声音，就博物馆政策、展览、研究等问题发挥更具合力的影响。联盟不仅创生着新思路，也为博物馆人和相关群体提供更为广泛可靠的专业支持。显然，博物馆努力倾听公众中支持者的声音，并为他们的需求提供服务。

    总之，像气候变化、基因组展览蕴含的变化一样，完成各种展览的过程，使博物馆人不断面对各种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完美，但仍不失为理性、明晰和具有整体性的过程。如果没有实体文物，一切皆为空谈。无论整体性还是分化，博物馆临时展览和公共展览计划面临许多挑战，尤其与博物馆研究密切相关。当前博物馆研究面临被边缘化与被遗忘的危机，避免或遏制这种危机的发生，则是赋予博物馆公共展览计划的第一使命。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