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笔者在《博客》中随笔记下了在英国留学的点滴回忆。没有想到竟在部分同行中引起了共鸣，我的部分学生也在留言中留下许多鼓励的话语。我们这一代人，见证和经历了建国以来的风风雨雨。尝过半年每人二两带骨猪头肉“朴素”生活，也曾细磨谷壳权作清稀饭的填充剂，还虔诚地把这些都归功于“苏联老大哥的赐予”；打着赤脚、穿着用白布加蓝墨水加工而成的千疤棉衣在大学里“艰苦朴素”过；响应过“伟大”号召“造过反”，也目睹过把亲自煽动起来的“造反派”送进监狱的“大义灭亲”的壮举；直到有一天终于醒悟，才躲进书屋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幸遇改革开放出了国，乡恋又使我“混完文凭”就急忙回了国。转眼已二十余载，已是“人生叹短”之时。

因为忙，我的《博客》经常几个月没有更新，定让我的《博客》读者感到失望。我有时也想：何时能用自己笨拙笔为至今仍是空白的文革中大学 “老五界”留下几点墨迹？征求我的弟弟的意见，将他对我的《尘封的记忆》的感想附在后面，作为对那篇回忆的补遗。而对我来说，更多的是唤起我已经几乎忘却的儿时的记忆……

——印堂穴的屏幕截图

         曾华成

读过大哥的博文，浮想连篇。我被Dr.Rayner在科学问题上具有的胸襟感动；为资深Keith Wolfenden教授的谦和、善解人意而从心底产生由衷的钦佩；为Mr.Ian Robinson对一个贫穷国度的穷学生的父辈一样的亲切关爱产生深深的敬意；为大哥继承老师精神而真诚做人，用良心实实在在做学问，精心授业，爱心育人，不与有悖科学精神的浮躁学风同流合污，不畏淫权而随波逐流，不为己利折腰的情操骄傲。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大哥的求学经历，遇见了象Dr.Rayner、Keith Wolfenden教授、Mr.Ian Robinson这样的好老师，好前辈无私的相助，这是大哥的幸运。但是，大哥今日的境遇，也是大哥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与艰难困苦环境抗争，在是非颠倒，万众逍遥不务正业昏聩的日子，不随波逐流，而一直执着追求的结果。

我打开记忆的闸门。童年、少年时期和大哥在一起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清晰地出现在脑门前部印堂穴……。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阖上眼帘，努力不让泪水掉下来。可是，回忆像潮水般冲击着我多情的心房，眼眶里的泪珠再也噙不住，它滚落出来，顺着面颊逐渐汇成为岁月的小溪，把我带到上一个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

四十年代——初诞，“命中缺火”

 

据父母讲，大哥出生前曾有过两个哥哥，先后在一岁、三岁夭亡。后来家里添了个女孩，这就是我的大姐曾华文。大姐快两岁时，大哥降生，父母自然高兴。可大哥体小瘦弱，父母怕大哥遭遇不测，求教于算命先生。被告知大哥“命中缺火”，须在取名时补缺，方可保健康成长。经算命先生力荐，“燊”字上部有三个“火”，下部有一“木”字，而木乃能生火，正好能补命中所缺之火。于是，大哥的大名即定为“曾华燊”。也许由于大哥瘦弱，家里的猫儿也敢欺负幼年的大哥，（那时家里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居然也养了猫儿）在大哥相当长的幼年时期，猫爪子给大哥瘦脸上留下了深刻的抓痕。我的记忆中五十年代的大哥脸上的确有一道一寸多长的伤痕。感谢那位算命先生，及时给大哥补了“火”，否则大哥或许被猫儿、狗儿咬了鼻子，耳朵。

 

五十年代——困苦磨砺，快乐童年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继大哥之后，家里又添了二姐华蓉、我和弟弟华东。全家人口逐步增加到七口。恰巧解放前夕，父亲打工的公司倒闭，家里失去经济来源。为生计，父亲在朋友的介绍下，不得不抛妻离子到离成都500多公里外的重庆市挣钱养家。不曾想正值盛年的父亲这一去，尽然在重庆就一直孤独地过了二十多年。每年靠那短短的十二天探亲假和我们短暂团聚，直到1975年退休，父亲才回到家人身边。那时的我们不懂这种“爱离别苦”在父亲、母亲心中的滋味。直到我们成人、成家后才心领佛祖说的人类“八苦”之一的“爱离别”的滋味。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工资每月四十多元。每月15号是父亲发工资的的日子，通常每月18号我们就会收到父亲汇回的25元。（这已经是父亲收入的60%，孤身一人的父亲在消费水平远高于成都的重庆，就靠着每月不到二十元过日子。）时不时，父亲会汇一次三十元回家。我现在推测，这是父亲每月省下一两元，集起来够五元就汇一次三十元。可以想见，父亲在重庆的日子是咋过的。

成都家里这边，母亲收到父亲寄回的钱，首先安排把全家人吃的米、做饭用的柴、（58年以后是蜂窝煤）油、盐买回。至于蔬菜、肉食及家庭其他开支是靠母亲替人洗衣，绣花，替人照看小孩，替人打扫卫生，或者做其他临工所得来支撑的。那时我们五姊妹先后开始读书。当最小的弟弟华东也进小学以后，每当开学的时候，五姊妹的学费、书费就要花去父亲寄给我们的当月全部生活费。而母亲是个极要强的人，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姊妹亦极其要强。母亲目不识丁，但母亲喜欢读书人，母亲一定要我们读书。母亲设想，只要我们会读书，愿意尽一切努力让我们五姊妹都上大学。那时代，母亲这样的目标可以说是相当宏伟的，同时也是艰难无比的。我们姊妹都想读书，但又不愿申请学校免交学费而被人看不起。这就造成了我们家特殊的尴尬。

有几件事象镶嵌在我脑海中的雕刻画。这里我用笨拙的笔，描绘其中的几幅：

东桂街29号小巷里放飞“T”字形风筝

1953年——1959年年初，我们住在成都市城内东桂街29号大院。大院里有两个院子，我们住的副1号院。29号大门里面有一条长长的巷子。现在回忆起来，巷子大概有3米多宽，30米——40米长。那时，这条巷子就是我玩耍的天堂。

父母老家是四川隆昌县乡下。农村人对城里的环境有着一种隔阂造成的恐惧心理。用妈妈的话讲，“城里太乱，到街面上去和城里人耍，要学坏。”我们从小被关在小院里，不准出“二门”。（即副1号的大门）只有当哥哥，姐姐放学回家后，允许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出二门，在29号的小巷子里玩耍。大姐是家里的老大，既要完成自己的课业，还要在母亲外出做事的时候担负半个家长的职责。比如做饭，洗衣，打扫家里卫生等等。只有当大哥做完了作业，才能带我到小巷子里去玩。这种机会并不太多，此时我是最快活的时候。记得一次，哥带着我，动手做了一个风筝，一个“T”字型的风筝。我好高兴！因为我只会做“王”字型的风筝，我们成都娃俗称“豆腐风筝”。因为其外形是方的，用三条薄竹片等距离横着粘在方形的纸上，再竖着在中轴位置粘上一条竹片，风筝的骨架是一个“王”字。看起来就像四个豆腐（成都把豆腐做成方形，分成若干小方格，一个小方格叫一个豆腐，销售时便于计量划分。）

做“T”字型风筝就没那么简单了。虽然风筝骨架同样是三横一竖，可就讲究多了。上面两横同等长度，下面一横较短，短多少，有讲究。上面两横的距离多少，下面短横与第二长横的距离是多少更有讲究。否则风筝是飞不起来的。风筝糊好了，装上“斗线”，风筝就做完了。这装“斗线”也有讲究，在中轴与两长横骨架的交叉处，系上一条长度适当（多长算适当呢）的细线，一般细线的长度以拉住线的中间构成三角形的两条边，略大于长横的一半，在三角形顶角处打上一个结，使之成为一个非等腰的三角形。靠上横的边略短，风筝才飞得高。

风筝做好了，挽风筝线线的“拐子”还没做，我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大哥要到小巷里去放飞风筝。哥禁不住我死缠硬磨，只好带着我去巷子里放飞风筝。我拿着风筝站到巷子的最顶端，即副二号院的大门口，哥把风筝线放到七八米长，叫一声“放”，同时飞快地往巷子另一端的大门口跑去。哇！风筝飞起来了耶！我看着飞起来的风筝，拼命拍手，雀跃，欢呼……副1号院里的人听到我的欢呼声后也隔着院墙看到了飞起来的风筝。

可是巷子太短，风筝线也不够长，哥跑到大门口，停下来，风筝很不乐意地落了下来。我跑向大门口，举起风筝，叫哥再放飞一次，哥再次把风筝飞起来。我再次欢呼，雀跃，拍手。如此反复多次，我的手拍红了，声音沙哑了，哥跑累了。哥说：“弟娃，弟娃，哥给你举风筝，你来放一盘。”我高兴得屁颠屁颠地，冲向风筝线的那一端，拉着线头，在哥一声“跑”的命令下，我拼命跑起来。无赖。我人小个子矮，跑不快，风筝并没有真正的飞起来。我反复努力了几次，放弃了。哥告诉我，以后带我到我们家后面金字街边的城墙上去放风筝，我高兴地和哥一起回到副1号院里。后来哥真的带我去了金字街边的城墙上放了一回风筝。

副1号院里的小蓝球框

大哥血型是A,性格开朗，外向，率直，执着。我幼年的心目中，大哥是无所不能的。大哥就读的二师附小，各种课外活动开展得很好。哥四岁多发萌上小学，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但学习，课外活动，哥从不落人后。为了打好篮球，在家里想方设法练习。家里穷，不敢奢望买篮球，就在院子里借同院的小朋友的大皮球（直径10厘米左右的玩具橡皮球）练习运球。不知哥从哪里找来的粗铁丝做成篮球框，固定在院里的一根柱子上，练习上蓝。哥练习很刻苦，一个人常常练得大汗淋漓，一边练，还一边喊叫。小小的我，在一旁看着哥练习，每当哥上篮成功，或投进了球，我就使劲拍起我那长满“豌豆窝”的小手，为哥欢呼，还为哥当起记分员。后来哥哥成了班里的篮球队队员。（因为哥的个子小，我现在估计最多是个替补队员。）哥还带我去过二师附小看他们打篮球比赛。在我幼年的心中，我哥是最了不起的哥哥。

一对小木桶

我家居住的成都，是内陆城市。虽然是四川的省会，在五十年代还相当的落后，自来水只有少数人能享用。那时被称为“机器水”，普通人家是没有条件用的。通常离锦江较近的人家自己或请专人从锦江挑水供家里用。离锦江远的人家，一般在附近的井里挑水回家用。家家户户都有大水缸，或瓦缸，或石缸。以前家里的水都是母亲挑的。1956年母亲大病一场，病后身体大不如前。母亲禁不住懂事的哥哥一再软磨硬泡，终于同意给哥哥买一对小水桶，让哥哥为家里挑水。我家住的东桂街29号小巷里有一口水井，由于对面的东桂街小学有一口机井，他们用水时我们的井里水就不够。于是我们经常要到离我家一里多路的治平巷双眼井去挑水。水井通常有5-6米深度，用一根竹竿在较粗的一端开一个长条形的穿孔，做成提水的“井杆”。提水时，把拴在桶梁上的绳子穿过“井杆”的长孔，打个活结，把桶下放井里，就可方便地提水了。因为每家人都必带“井杆”去取水，大人们都是挑着担子，一手扶扁担，一手拿“井杆”，迈着快碎步，甩脚甩手，姿态非常好看。但是哥哥个小，不能像大人一样跳着“华尔兹”挑水。于是五岁的我就成了哥哥的“跟屁虫”，由我拿着“井杆”，跟在哥的屁股后面。这样的场景继续了两三年，哥长大了些，不再要我拿“井杆”为止。

哥除了为家里挑水，还为院里一个孤老太太任婆婆挑水，刚开始，老太太曾给了我哥一大包糖果，作为感谢哥哥的劳动。当时我家穷，糖果是奢侈品，几乎没有机会吃。这次我们兄弟姊妹沾哥哥的光，享了口福。后来哥哥长期为任婆婆挑水，每月任婆婆给哥哥五毛钱的工钱。直至1959年初。后来由于成都市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城市改造，我家被拆迁，搬到当时的城郊，胜利村121号副2号。哥长大了，小木桶换成了大木桶，小木桶不再用了。再后来我也长大了，也能挑大木桶了。但是哥哥用过的那对小木桶一直还存在家里，改为装煤粉、碳渣的容器。我念中学以后没再见着那对小木桶。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感到无比亲切。

老母虫

1958年以前，成都市区居民以木柴为主要燃料。那时每当母亲从邮局取回父亲寄回的钱，立即安排卖柴。我幼年的记忆中，多数时间是买的“青杠柴”。就是西方成为橡树的木柴。因为它木质紧密，耐燃。每次买回青杠柴以后哥哥就带我这个小小男子汉用砍柴刀把粗的树干劈成小块的柴，架成“井字形”的柴垛，让柴晾干。成都人把劈柴叫“划柴”。每次划柴，我们都能在柴里找到“天牛”的幼虫。我们称为“老母虫”。它是动物蛋白质含量极高的孩童们的美肴。我们把获得的“老母虫”直接放在柴火烧尽后的热灰里焖熟，拍去柴灰，老母虫变成酥黄、香脆的口中美食。

小小泥瓦匠

1958年，成都市开始推广烧蜂窝煤。刚开始还没有成品蜂窝煤炉子出售。大家参观了展览会示范的炉子，回家自己用砖和泥，砌一个炉子。我家是院里最先砌好炉子，最先用上蜂窝煤的人家。炉子是哥哥和妈妈一块砌好的。经过我们家的示范，院里的邻居纷纷请哥哥帮他们砌蜂窝煤炉子。院里的任婆婆看大家都用上了蜂窝煤炉子，也请哥哥为她家砌了一个炉子，哥哥成了院里的小小泥水匠。

学游泳遭致母亲用“家法”触皮连心的教育

母亲带着我们五姊妹经历了无数的艰辛。生怕我们有意外。我们家离锦江不远，经常有人游泳被淹死的事发生。母亲常告诫我们不能去河里玩水。有一段时间，哥常去练习游泳，被母亲知道后免不了要挨打。哥性格倔犟，想要做成的事，绝不轻易放弃。

一个夏日星期六的下午（那时学校每周上五天半的课，星期六的下午不上课）哥没回家，母亲等到下午大约两点过，没见哥的踪影。母亲无比焦急。上几个同学家去问过没有消息，母亲和大姐到锦江沿着河边一路看一路大声喊，都无结果。后来哥哥回家了，经母亲审问，哥哥是到附近农村的樊家堰练游泳了。母亲叫哥哥跪下，要他认错。哥不认为游泳有错。母亲气急，来不及请“家法”，操起一根木棍向哥的身上抽去，瞬时，哥的手臂上鼓起一个大包，大姐吓得以为哥的手臂被打断了，大声哭起来。母亲信奉黄荆条子出好人的教子信条。母亲为我们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个“家法”。小孩子是一条软软的小竹篾条，大一点的孩子篾条粗一点，更大的孩子篾条就更粗一点。这次母亲是又气又累，已经忘记请“家法”。在母亲教育某一个孩子的时候，其余的孩子是不能去劝的，否则一块受教育。大姐在家里是很少挨打的。这时，大姐哭着上去抱住母亲叫着“妈，你不要再打弟弟了，弟弟的手怕是断了。你打我吧。”母亲这才从气昏头的状态下清醒过来。我们这些小弟妹们，吓得连哭都不敢哭了。好在，哥的手只是猛受打击肌肉强烈反应鼓起一大团，并无大碍。这一次家法教育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记。

当然，我后来也因调皮且不认错，饱尝过母亲“家法”从皮肉到心灵。触及。

稚嫩嘴唇汗毛上闪光的汗珠

大哥就读的小学“成都二师附小”，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是成都的顶级小学。在学校里，大哥除了爱篮球运动，爱吹奏竹笛之外尤其爱上了无线电安装活动。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小学无线电兴趣小组的学生，能够安装一台矿石收音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家里经济能力好的学生可以花钱买一堆元件，自己动手组装起来就成。可我们家穷，吃菜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有钱供大哥去买元件装矿石收音机。可是浓烈的“无线电”兴趣引导大哥想尽办法去自己制造元件。大哥的第一代耳机盒子是用别人装“白雀灵”护肤霜的盒子改造的。里面的永久磁铁是用工厂丢弃的钢锯条在石头上磨去锯齿后，再用火烧红慢慢冷却退火，弯成“n”字形，再反复把它和废喇叭上的永久磁铁接触，这个过程叫做“上磁”。线包是通过同学从工厂废漆包线中筛选来的可用部分绕成的。线包骨架是用包装盒硬纸板剪成的。听筒的震动片是用废罐头盒的马口铁手工磨薄而成。最关键的元件“检波器”是在药铺里和掌柜磨嘴皮，好心人给的中药“自然铜”，加工而成。矿石放在一端，用成都娃叫做“纸烟金”（香烟盒里的锡箔）包起来，再接上铜丝；另一端用一段铜丝接上一根“鞋底针”。（较粗较长用于纳鞋底的针）。接收信号的天线有蛛网形的，有“T”字型的，“厂”字型的。为了获得最好的信号，大哥带着我在院墙上，房子上到处挪动天线。（我当时就四、五岁，只能在地面上帮哥哥举一举竹竿）但是第一代听筒太粗燥，根本不能发出乐音。（虽然用电池检验，能发出“咯咯”的声音）第一代听筒失败以后，大哥决定要买一个用木头在车床上车制的听筒盒子。我至今不知道大哥使用什么办法说服了母亲，或者用其他办法筹集了两毛钱，（要知道那是我们全家两天的菜金）终于买了一个木制听筒盒。为了改善听筒发音的质量，大哥狠心买了一个“n”字型的磁铁。大哥又经过怎样的辛勤工作，我已不记得了。在我脑海里却永远，永远地印下了大哥试机那一刻因成功带来的兴奋面容。那是怎样的成功者的喜悦啊！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妈妈出外去帮人了。哥坐在我们家里算得上最豪华的有着较宽扶手的方木椅的扶手上，木椅靠着破旧的写字台，哥为了照看四、五岁的我把我放在他的腿上，他用一只手细心地拨动“鞋底针”在矿石上寻找灵敏点，另一只手拿着听筒用心听着听筒里的变化，我只看见哥兴奋激动的样子，上唇的汗毛间浸出汗津津的液滴，哥显然是听到了声音，为了让我分享他成功的喜悦，哥把听筒放在我的耳朵上，然而我年龄太小，无法捕捉那细小的乐音。我的一脸茫然，让哥又把听筒拿回他耳朵上。哥又开始了重新调试，如此反复n多次，我依然没听到“无线电的声音”。但我的脑海里却深深地刻下了大哥那唇上稚嫩的汗毛泌出的汗滴闪着晶莹的光。它象一副雕刻的图画嵌在我心里，融在我灵魂里。

正是哥的这种执着，让他完成了从穷孩子到博士生导师的炼狱。

 

腹中饥饿到精神饥渴的六十年代

 

饥饿煎熬中的三年

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的真理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折腾，原本刚刚好起来的经济生活从1960年开始进入了三年极度困难时期。共和国的农村劳动力遭遇饥饿引起的疾病绞杀，田园荒疏，收成锐减；共和国的城市在饥饿中憔悴。大哥生于1945年12与18日，进入1960年代，还不满15岁，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营养差，哥发育滞后，加上小小年纪嫩肩挑水，个子被压得矮小。此时哥进入一直是全国重点中学的成都四中读高中。（曾是文豪郭沫若就读的中学。现更名为石室中学，是国家级示范性高中。得名于其前身是成都两千多年前的最古老学堂“文翁石室”）我家此时由于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活动拆迁，从城里搬到郊区新南门外的胜利村。此时国家采取一切物资凭票供应的政策，特别是食品，小到一只卷烟，一颗水果糖全凭“号票”购买。那时每人每天配售二两蔬菜，每月配售二两菜籽油，长达半年时间没有供应一两猪、羊、牛，鱼任何一种肉食。人们被饥饿熬煎着。为了充填空乏的胃肠，我们开始找寻代食品。我们住在郊区，看见田里没有可吃的东西，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树。榆树叶对口和胃来说都可以接受，法国梧桐的嫩叶对胃来说可以充填一下，减缓其空虚感，但对口腔来说实在难接受。蓖麻叶虽口感不错，但吃下去后肠子要打滑。好在本来身体里没多少东西可排，打一次滑就止住了。有了吃蓖麻叶的教训后我们谨慎了许多。

艾蒿馍馍

哥听说成都太平寺机场里长了许多可吃的野菜。在一个星期天早晨，哥不知是从那里借来一辆自行车，把我搭在车杠上，带着我到离家20余公里外的机场。哇！机场好大！望不到边呢，机场空地上长满了野草，野草大部分很高，很硬，不可吃，我们么仔细找，拨开高处的野草，在野草的根部周围，有些嫩嫩的艾蒿草。哥和我好兴奋，蹲下来细细觅，耐心拔。高高的野草成为我们的屏障，机场管理人员不容易发现我们。寻觅了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带去的两个口袋都装满了，于是哥带着我呼哧呼哧地骑着车，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吃上了用艾蒿草混合米粉做的菜馍。虽然米粉很少，但是这在当时却是无比香滑爽口的美味。

芹菜根腌菜

一次我在上学的路上看见农民们收过的芹菜地里，有许多菜根还留着。我小心地问了农民，他们说菜根不要了，我们可以去挖。我高兴地告诉哥，然后带着镰刀一块去挖菜根。我们挖了好几口袋，带回家后洗净，刮去表皮，剥离根部的象木质一样的硬骨，只留下韧皮部。二姐华蓉把洗净晾干的芹菜根韧皮部切得细细的，码上盐，淹起来做成咸菜。可以吃几个月呢。

叫人心酸的红罗卜

困难的三年中，由于没有肉食，极少蔬菜，就靠每月每人19斤大米做主食，人人都饥饿难耐。平常，我和二姐华蓉上小学，放学早，我们到沟渠边，田坎上拔草喂兔子，喂鹅，鹅长大了，舍不得吃，拿到“非法”的自由市场悄悄卖掉，用卖得的钱去买一点胡萝卜吃。既可填肚子又可增加维生素。城市附近是什么东些都买不到的。一来管得严，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决不允许它存在。二来城里人有一点钱，早把可供食用的东些淘空了。哥哥和妈妈背着一个小背篼，和雷姆姆、汤姆姆几位邻居一块步行30多公里到双流县中心场去买红萝卜（即胡萝卜）。不料，走到中心场，半根红萝卜都未见到。听当地人说离中心场十几公里的正兴场可能有红萝卜卖，他们又往正兴场赶去，三个多小时后赶到正兴场，仍然一无所获。可是空手回家母亲和大哥都不甘心，在路人的瞎支使下，他们又赶往苏码头。人走得疲惫不堪，饥渴难耐，却一无所获，心力交瘁，离家一百多里远，母亲已经走不动了，天黑了，说就在路边坐一夜，大哥死活不答应，和母亲互相参扶着，忍者脚上磨起血泡的疼痛，忍着空手而回的心痛，怎样的挨过了一百多里的路程，第二天下午回到家里。我年龄小，晚了，瞌睡了，就睡着了，大姐在家里如何熬过那等待母亲兄弟回家的三十多个小时的？只有苍天知道。我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心在颤动，泪花又充盈了我的眼眶。母亲！大哥、大姐！小兄弟永远记得你们的辛劳，你们对我的关爱。

黄鳝治好母亲病

在那三年困难时期，母亲一人用柔弱的肩膀支撑着成都这个家。饥饿，劳累，心累。经常体力精力不支，卧倒在床。为了给母亲增加一点营养，哥带着我拿一个破搪瓷盆，一个竹撮箕，到郊区的小河、沟渠戽鱼。我们把小渠用泥分段堵上，用盆子把其中一段渠道里的水全舀干，往往能捉到几只小泥鳅，小黄鳝，小螃蟹。偶尔也会有一两条稍大的鲫鱼。有时，哥和我一块去钓鱼。我们用的是缝衣针烧红后退火弯成的鱼钩。鱼钩本来应该有倒刺，鱼儿上钩后才跑不掉。哥做的光鱼钩当然很难钓到鱼。但是也有老天开眼的时候。一次母亲病倒在床，（其实都是营养不良，累倒的）哥和我拿着钓鱼竿，到离我家不远的胜利游泳池去钓鱼。那个池子是抗战胜利的1945年修的，当初是游泳池。后来废了，成了无人管理的水塘。由于水塘和灌溉渠相通，池里有了鱼，经常看见有人钓起来两三斤重的草鱼。这天，我们没能钓到鱼，但钓到一条大黄鳝，回家用秤称过，呀！有四两种呢。姐姐把黄鳝煮汤给母亲喝了，母亲就好起来了。

厚皮菜救命菜？害命菜？

因为厚皮菜产量高，那时农村大量种植厚皮菜，我们每人一天供应的二两蔬菜以厚皮菜为主。可是人没吃的，虫也来和人争食。那几年有一种害虫我们称为“土蚕子”，褐色，和家蚕长得一样，专吃厚皮菜绿叶。土蚕拉出的粪便是菜绿色，粘在菜叶上看着都恶心。菜叶被土蚕吃得百孔千疮，但是就这菜，还买不着呢，凭证供应。不是就有那么一些人为了多买一点那被土蚕咬得百孔千疮的厚皮菜，偷偷用维生素C溶液漂白购菜证上划过的痕迹，被发现了，被揪出来斗争，成为“坏分子”了吗？如果那时不种厚皮菜，不知还有多少人会得营养不良的水肿病而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所以我们困难时期活过来的人都把厚皮菜叫救命菜。

为此，我们把家门口的一小块空地开出来，挖地是哥和我两个男子汉的活。买来菜秧，种上高产的厚皮菜。管理，上肥是我和二姐华蓉的活。我们那时做饭是用旧罐头盒蒸起来吃的。一人一个罐子，母亲为让我们子女多吃一口饭，常在做饭时把她罐子里的米拿一点给其他子女。今天给老幺，明天给老大……,总之，母亲总是少吃。每当母亲病倒在床时，我们就去地里把较大的厚皮菜叶掰几片，用平常舍不得用的菜油炒一下，煮一碗汤，母亲吃了，不久就会起床了。这哪是病？分明是饿得衰竭了。由于和厚皮菜有这么一段渊源，我个人形成了一个习惯，生活好起来了以后，我不再主动买厚皮菜吃。因为一吃厚皮菜，我就会想起那沾满了土蚕粪便的厚皮菜叶片，我就会恶心。虽然它曾经是我们的救命菜。

另外，那时也有人因为吃厚皮菜而丢掉性命。我家附近的一家人，全家都是哑巴，家里两个大人，四个小孩。大人在做清洁工，清运城市垃圾。一天，他们父母把一锅厚皮菜做好放在铁锅里焖着，上班去了。孩子们起床后吃了热在锅里的厚皮菜。结果除了一个大孩子以外，三个较小的孩子全死了。据医生诊断，死因是厚皮菜里的鞣酸和铁锅产生化学反应，产生有毒的鞣酸铁致死。

呜呼！厚皮菜，救命菜乎？害命菜乎？

半夜鸡叫

困难时期三年，哥哥读高中。我们家离成都四中，步行需要一个多小时。家里穷，没有钟，母亲每每不敢睡得太死，怕睡过头了，不能及时给大哥做饭，让大哥上学迟到。有一次快过年了，有人家里的雄鸡半夜鸡叫，母亲惊醒，以为时间不早了，赶快做好早饭叫哥吃好上学。哥到了学校，等了好久，校门才打开。这件事让母亲后悔了好长时间。哥哥要考大学了，不能常发生半夜鸡叫的事，母亲下定决心买一个钟。家里是怎样抽出钱来，我不清楚，但是家里有了一个闹钟。我记得那时闹钟很贵，花了19元多。由此可见贫穷的文盲母亲见识之高。

精神饥渴的六十年代后期

1963年大哥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导航系。(今电子科技大学)那一年之前一年，共和国开过中共七千人大会，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务实派领导人努力之下，国家从痛苦的三年走出来，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的生活开始好转。虽然主要商品、食品仍凭票供应，但是城市开始活跃，农村土地不再荒芜，食品开始丰富起来，各钟小商店门口摆起了盐茶煮鸡蛋，不需票证，可以随便买，老百姓的肚子开始梱圆了。直至1966年5月16号，共和国进入了建国以来第二个经济较快发展的时期。可是好景不长，毛泽东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一轮政治折腾开始了。工人停工，学生停课，不少农民撂下锄头，进城斗“走资派”。共和国最大一次灾难开始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被踩在脚下。五千年中国的文明在痛苦中连呻吟的权利都没有。一般的老百姓不愿惹事，不学知识，不学技术，城里人上班闹“革命”，下班造生命。（文革期间许多人养大了几个小孩，导致这一时期人口暴涨。）有闲打扑克，钓鱼，养鸟。一时间，共和国深深地陷入泥沼。

在这种颓废的气氛中大哥被分配到成都蓝光机械厂。但是大哥没有随波逐流。不参与打扑克，不吹牛、聊天。不仅抓紧时间学技术知识，还把英语时时温习，提高。大哥常常回家以后把门一关，躲进小屋成一统，哪管它冬夏与春秋。1978年，大哥终于迎来了十二年后高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大哥在33岁的时候驶入了他人生正常航道，开始扬帆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