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的一个梦，让我走上编辑的道路。梦里是对《撒旦诗篇》作者、译者的追杀，而充满反叛精神的我决定不顾性命去闯这一片禁地。当了编辑之后，像纪晓岚一样阅尽人间未见书，认识到编辑课上常说，编辑是文学的助产士；实际编辑工作中，对有政治倾向和封建、低俗等内容的审查却是审稿的第一要义。我常常发现，自己手上沾满的鲜血并非助产士剪断婴儿脐带的血，而是阉割作品留下的阴血。用句朱元璋赠给一位劁猪屠户颇有霸气的对联来形容我们编辑的工作，就是“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根”。 

    对文字图片视频内容的严格审查，覆盖书、报、刊、电子出版物、网络媒体、影视、音乐、广播，审查标准是主观的，但理想主义的编辑并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有意放水。因为自己的帖子被删除、文章被删改而埋怨编辑是没有意义的，作者和发帖人只有这一篇文稿不得完整面世的损失，编辑则承担着出版社和网站运营的任务，不敢拿自己饭碗做赌注，也没有这个机会。初审之上还有复审和终审，为了不让更高层的领导挑出毛病，乃至产生争议，必须送到出版总署承担高额的审稿费，有经验的编辑往往在约稿和初审阶段就删得片甲不存。《万物刹那又永恒》中的吉米·哈利说过，阉牛一定要趁小牛三个月以前下手，谁也不想拿着刀子面对一头庞然巨兽，审稿也是一样，预感到你的作者要说些什么，并且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几乎是编辑的本能反应。 

    当然，全部删掉是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却也最粗暴，有时候要做精巧的手术。比如，对境外图书中地图的审查，国界线一定要根据我国制定的地图进行调整，务必使国内外对我国领土主权的口径不产生异议。对于与《周易》相关的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和封建迷信的书稿，即使政治审核通过，笔者也认为其危害远远大于淫秽色情的文稿，需要小心将其中合理内核无损摘出，可是费时费心的工作。 

    编辑在约稿阶段和审稿阶段，也会与作者商议，采取更温和的说法，将更多争议消弭于无形。笔者编辑的一套韩国儿童科普读物，韩国人愤愤地说中国的污染因为西伯利亚寒流的西北风吹到韩国去了。这种有争议的科学论题并不适于教育我国的孩子，因此出版前作了模糊处理。笔者甚至在编辑转译中加入过文字，如韩国图书介绍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时候，提到美国日本皆承担了重要角色，独独忽略了中国也承担了一定份额。于是笔者增加了对此的介绍，同一办公室审稿的编辑，也就是第一读者，读后都以为韩国艳羡中国科技，也算是对中韩友谊增加了一份力量。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身为社科院副院长的钱钟书先生在报端议论，西方的出版自由也是相对的，他们也有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且让我举一个英国广播审查的例子。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广播：“我们将在海滩奋战，我们将在街头奋战……”说到这里，他爆了一句粗口：“我们将向那些婊子养的扔酒瓶，这是我们手里剩下的唯一东西。”英国广播公司的检察官在关键时候摁了暂停键。确实，领导的个性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原封不动地展现给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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