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考入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读研的时候，李院士还是我们的所长。既是所长又是院士，当时我的内心是充满敬畏的，也以为李院士这么忙，想必像传闻中的某些导师一样，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到学生毕业了也不相识的吧？不过没想到，刚开学没多久，就在小组例会上见到了李老师！当时李老师正在生病期间，例会之后还要回医院打吊水。这样的例会，两周开一次，除了快毕业的学生可以请假，所有李老师的学生都参加，有一些已经毕业留在北京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师兄师姐也可以自愿参加，而李老师除了出差在外地，几乎每次都参加，有时候是参加完一整天的会议，晚饭没吃就赶过来。我仍然记得，在第一次的例会上，李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关心“大气候”，因为“大气候管小气候”，要关注遥感的大方向、大形势。会上他提问：“谁知道什么是新领域？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是什么？”这些问题看似和我们无关，尤其我们只关注自己的小领域。可实际上，这些都是关系着遥感发展的大问题，属于“大气候”。这些反映着国家需求和遥感发展的政策与计划，从一开始，李老师就提醒我们关注，把自己的视角放到更高的高度上，以便更好地利用遥感知识切实为国家的需求服务。每当有大的事件发生，从SARS到禽流感，从地震到雪灾到灰霾污染，李老师一次次呼吁我们利用相关知识，及时采取行动。爱之深，责之切。他也常常责备我们面对国家需求，无动于衷，没有行动。在例会的交流中，李老师也常常鼓励我们多讨论，不要因为怕自己的思路被别人抄袭而有所保留。他从自己的切身例子谈及，在美国期间因为与另一位学者讨论自己最新的思路，却被别人抢先发了文章，但他仍然觉得应该相信大多数人的科研道德，即使有小“失”，在交流的过程中自己有所启发也是“得”。李老师自己也是广交朋友，和多个方向、领域的学者都进行合作交流，比如在近几年李老师关注的“尺度效应”问题上，就多次召集多个专业领域和方向的学者召开交流会议，在2013年的《地理学报》和2014年的《遥感学报》上都发表有相应的文章，探讨尺度效应和尺度转换方法。这种时刻关心国家需求和投身科研一线的精神是每个科研工作者的榜样，理应传承。

李老师在学术上有着巨大的贡献，但他本人仍然非常谦逊，他挂在口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我说错了你纠正啊！”李老师年少时便不惧权威，也常常鼓励我们纠正他的错误。一开始，我对李老师是非常敬畏，常常不敢多说话，但时间久了，敬畏变成了敬爱，因为即使是批评，李老师也是笑呵呵的说着。印象中，好像每次和他说话都是笑呵呵的。有一阵子，觉得李老师特别像朱德庸漫画中的老子，大大的脑门，笑起来眯起的眼睛，以及嘴唇上方的一绺胡子，简直神似极了，并且李老师和老子（李耳）一样都姓李。李老师和老子有着同样的大智慧，道骨仙风，在物质生活上“出世”，布衣布鞋，拒绝了中科院分配的“院士楼”，一直住在北师大简易的公寓楼里，在精神世界里却留给了世人无穷的财富。

对于学生，李老师也是非常关心。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次元旦聚会，往届的师兄师姐都来了，非常热闹，但那时我还是新生，对大家还不甚熟悉，性格又比较内向，就一直坐在角落，没想到李老师就注意到了我，点名说“你也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别干坐着，要是害怕的话让吴老师（师母）陪你一起。”那么多学生欢聚一堂，李老师还能关注到我，内心非常感动。有一阵子，我对自己非常没信心，对李老师说“我恐怕不是块做科研的料”。李老师却问我：“你有没有兴趣呢？有兴趣做就行，慢慢做，总会有进展，做科研本来就是从无到有，探索未知，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要因为一时没进展而轻易放弃。科研中的瓶颈，如果追根溯源，善于理顺，就会发现最关键的不过是一两个根本性问题，人的一生能突破这一两个关键点就足以了，所以急不得燥不得！”当李老师得知我对灰霾的遥感监测有兴趣，从他的科研创新基金里拨出一笔钱专门支持我做这方面的研究；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11届大气科学和空气质量国际会议”上，带我去参会，并让我做了一个相关的口头报告；帮我安排机会联系到广州市环境监测站，参与到广州亚运会空气质量监测工作中。我是一个资质平庸的人，但李老师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只要我有兴趣，就一直鼓励与支持我做科研工作，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在众多李老师的学生中，我也不是唯一得到李老师支持与帮助的人，甚至不是李老师的学生，只要有需要，他也尽力给予帮助。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能得到这么多人敬爱的原因之一吧。

罗罗嗦嗦写了一堆，可叹文笔不佳，不能触及老师神采之万一，仅以此文纪念恩师，盼世上再多一些李小文老师这样的好科学家，这般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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