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笛卡尔最早唤起人们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笛卡尔意义上的“方法论”也叫“方法学”，指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中国学者受中西不同哲学传统影响，国内学术语境中的“方法论（学）”有着更广的外延、更深的内涵。“方法论（学）”是具有元概念[1]属性的基本理论术语，狭义上指方法的理论，广义上总括了一切“论方法”活动及产生的方法知识。本次从知识角度对“方法论（学）”进行系统梳理，揭示知识类型及联系，并评述。

综述部分：（1）作为融贯哲学观点的“哲学方法论”；（2）思想资源发掘而出的“假说方法论”；（3）相应学科领域中系统说理的“学科方法论”；（4）相应学科领域中“博物学方法论”；（5）使科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科学方法论”；（6）概括方法实践经验的“经验方法论”；（7）小结：六类方法论（学）知识相互联系

评述部分：（1）元问题研究不足：方法观念的教条阻碍了概念性反思；（2）“方法的专门研究方法”空白：不精准的方法实践经验难以反思方法论；（3）缺席原始创新问题：客观性掩盖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研究；（4）规范方法论缺失：语言模糊遮蔽了“方法规范”的规范性来源问题；（5）小结：两种哲学传统致使方法论研究“重实践轻理论”

（李博闻.面向方法论知识的方法结构分析理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24.）

（1）作为融贯哲学观点的“哲学方法论”

“哲学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理论，并非“哲学家做哲学研究的方法理论”。哲学以知识的总体为对象，以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存在问题作为思考对象，“哲学方法论”从存在论、知识论、价值论的角度把握人类“认识”的普遍性原则，以概念框架的形式、提供一套特定的思维模式、探讨最一般方法的本质和规律。作为形而上学的方法理论，“哲学方法论”摆脱了具体实践的束缚、超出了经验的范围，是思维领域里的抽象理论系统。

学术研究语境中，“哲学方法论”是主体和客体的结合部[i]，包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观念和行为意向，给出具有一般性的实践原则或实践路径，具体体现为处于最高层次的、具有高度普适性的一般方法。“哲学方法论”能够激发认识论革命、掀起新思潮、孕育新学派，例如，培根的实验哲学、康德先验方法论、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方法论、门格尔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德里达解构主义方法论、波普尔历史方法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等等。

对于我国社会科学领域而言，“哲学方法论”有三个主要来源。直接从知识问题有关的哲学理论中引申和转化而来；由取得辉煌成就的一般科学方法总结而来，例如，钱学森先生就认为“系统论”属于哲学层次，是具有哲学价值的世界观；由学术界提炼出来的、具有一般性的理性方法，例如，“邓小平哲学方法论[ii]”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的方法等，这些具体理性方法对学术研究在内的一般性实践活动都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思想资源发掘而出的“假说方法论”

今天，我们能够了解生前默默无闻的弗雷格及其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向学术界全面阐述弗雷格语言哲学、数学哲学、逻辑哲学的结果。学术界注重从人类思想资源中吸收智慧、挖掘方法，这种方法论自觉也是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传统，在古今、中西会通中产生了丰富的“假说方法论”。

古今会通：中国理论话语中，“世界观”运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时就成为“方法论”，二者是自身等同关系[iii]，同一内容两种称呼分别侧重“理论”和“实践”，因此，具有解释开放性的思想资源都会被拿作提炼方法论。“为往圣继绝学”“推天道以明人事”“六经注我”等表述，反映了中国学者能够将历史上具有普遍规律的思想资源带入特定学科领域中，发掘方法论价值、探寻实践指引和可能出路，并且在抽象继承与具体继承相统一的基础上加以转换创新。称之为“假说”，是由于中华民族历史上丰厚的思想和智慧集中体现在“道”。“道”与“存在”是中西哲学不同的引导词，它们所面对的对象都是自然现象，它们有着相同的思想动机，都是用来标识自然的本源、现象背后的形而上原因，但是“道”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叙事方式和问题意识，与西方追问“存在问题”发展得到的“知识”话语体系等截然不同，因此，将具有解释开放性的“道”作用于知识问题时，只能说是一种推断性陈述或预测。

中西会通：中国学者同样热忱地了解西方思想，并将其作为普遍的思想资源加以运用。西方思想资源扎根于西方，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关照中国、学科发展依靠回答中国问题，“中国化”是思想借鉴过程中一个毋须讨论的步骤，特别是随着“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战略任务的提出，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风气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称之为“假说”，是因为“化”是用来描述交流中方法论知识出现的变形、变异、异化、杂交、融合等多种趋势、过程与状态，“中国化”的实质对西方思想资源的“改变”、“转化”和“再创新”，属于理论假说的范畴。

（3）相应学科领域中系统说理的“学科方法论”

“学科、领域”是按照知识门类或问题领域展开科学研究的集合概念和组织教育教学的功能单位。学科领域方法论，是按照学科领域特征，明确阐释那些对于本质建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同时作为研究学科领域问题的各种方法、手段、程序的知识综合，它为学术共同体成员提供“方法”一般性问题的系统理解，勾画学术研究基本的逻辑、原则、规范和程序。出于系统说理目的，“方法论体系”也涵盖研究对象概念属性、认识方式等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学科领域方法论”发挥稳固学科领域本体的学术功能和普遍指导的育才作用，系统化后的学科领域方法论也被称为“方法论体系”。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普遍重视“学科领域方法论”建设，源于人们从孔德时期起就隐忧临近学科之间存在着的互相吞噬的冲动。这种担忧的思想源头是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论，古希腊哲学家从留基波到德谟克里特[1]，都强调万物及其现象都是“质料”的始基（构成事物的元素）作用，原子论纲领的一些主张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科学观念，例如培根认为科学的最高成就是一个“命题金字塔”。笛卡尔认为理想的科学是一个“演绎的命题等级体系”，他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小册子中建立了人类首个“统一科学”主张。

在近现代，将“统一科学”构想推向高潮的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核心――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学派的一个重要主张，是试图用科学的语言描述知识，把一切知识都建立在一种统一的、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他们认为科学之为知识理论体系，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真理从本质上来说，是统一的整体的联系而不可分离的。“统一科学”不仅是维也纳学派的理想，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具体落实的行动纲领之一，虽然“统一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理想自提出起就遭受反对，但“统一科学”的哲学观念实质上掀起了一场国际性的哲学运动。为了避免被临近学科“统一”，人们将建构“学科领域方法论”置于各自学科领域发展的优先地位，并把这项目工作视作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注[1] 参考英国哲学家罗素编撰的《西方哲学史》，卷一“古代哲学”，第一篇“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第九章。

[i] 刘冠军. 哲学方法论论纲[J]. 理论学刊,2001(6):56-58.

[ii] 张远新. 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简析[J].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19(4):23-25.

[iii] 刘建军.“世界观和方法论”概念考辨[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05):24-32+157-158.

注[1] 元概念（meta-concept），在《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中指“一种抽象的概念，即概念的概念。用来组织某些领域的概念的属性和类，完成或添加具体的概念等”。例句：“具有方法论意义”，这里“方法论”修饰“意义”，表明意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