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笛卡尔最早唤起人们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笛卡尔意义上的“方法论”也叫“方法学”，指对研究方法的研究。中国学者受中西不同哲学传统影响，国内学术语境中的“方法论（学）”有着更广的外延、更深的内涵。“方法论（学）”是具有元概念[1]属性的基本理论术语，狭义上指方法的理论，广义上总括了一切“论方法”活动及产生的方法知识。本次从知识角度对“方法论（学）”进行系统梳理，揭示知识类型及联系，并评述。

综述部分：（1）作为融贯哲学观点的“哲学方法论”；（2）思想资源发掘而出的“假说方法论”；（3）相应学科领域中系统说理的“学科方法论”；（4）相应学科领域中“博物学方法论”；（5）使科学研究得以正确进行的“科学方法论”；（6）概括方法实践经验的“经验方法论”；（7）小结：六类方法论（学）知识相互联系

评述部分：（1）元问题研究不足：方法观念的教条阻碍了概念性反思；（2）“方法的专门研究方法”空白：不精准的方法实践经验难以反思方法论；（3）缺席原始创新问题：客观性掩盖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研究；（4）规范方法论缺失：语言模糊遮蔽了“方法规范”的规范性来源问题；（5）小结：两种哲学传统致使方法论研究“重实践轻理论”

（李博闻.面向方法论知识的方法结构分析理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24.）

（1）元问题研究不足：方法观念的教条阻碍了概念性反思

国内“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研究薄弱的问题，可用“重实践而轻理论”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解释，也可以透过学术史开掘其他启发性的观点。

“方法学”表示“方法论的”“方法知识的”的用法，公开资料可追溯到1960年发表的论文。随着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方法研究热潮兴起，国内曾讨论过“作为一门学科建制”的“方法学”。支持观点主张为“全面地、系统地开展对方法的研究[i]”，有必要形成“一门全面揭示科学研究方法规律的科学[ii]”。除议论创办作为跨学科和横断科学的“方法学”以外，也有学科领域内部的“方法学”设想。这些构想并未成真，由于“理论与方法的统一”和“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研究“方法”等同于研究“理论”，无法实质上的推进“方法学”，而一般性问题又属于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范畴，因此，当时就有“方法学应属于哲学的范围[iii]”的反驳。基于这样的原因，“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研究被单方面抛给了哲学，但是，中国的哲学研究有其特殊性，研究范围涵盖了中、西、马三大方面，有其自身重担。

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是概念性的。哲学通过概念性反思来打破惯习，形成新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进而革新观念。由于缺少像“做哲学”那样通过概念性反思来启动“方法”元问题研究，“元方法论”空白使得一些成见加深，进一步阻碍人们概念性反思活动的积极性。

科学实在论观念是关于“方法”最主要的成见。朴素实在论，承认在我们的思想之外，存在独立客观的外部世界，事物或过程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知识依赖外部世界的存在。科学实在论则假定理论术语所指称对象，是客观存在着的。科学实在论使得国内学者相信：研究论文中使用到的“研究技术”“经验模型”“理论”“科研软件”“研究方法”等，这些理论术语：首先，它们是“有所指的”和客观存在的；其次，它们就“在那里”也有着根本区分，通过我们研究性质和特征，能够增进对它们的认识。衍生出来的现象表现为：将这些理论术语对立起来讨论，如区分“方法体系”和“技术体系”；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以将理论实体从研究论文中抽取出来；“同一方法命名实体具有不同指称”的现象归纳为“研究方法使用的失范、名词术语的混乱现象”；主张通过运作“术语标准化”来统一术语。

（2）“方法的专门研究方法”空白：不精准的方法实践经验难以反思方法论

学术批评和学术争鸣，是促进学术进步一对不可或缺的举措。六大类方法论知识反映国内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研究成果丰富的局面，但相对滞后的学术批评，或者说，对方法论知识反思的不足，不免让人隐忧成果中的水分。

如图所示，从知识流动（传播与反思）的视角来看，“假说方法论”是最值得警惕的方法论知识。“假说方法论”在东方“道”的“当代化”、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基础上创造出来，是带有或然性和推测性的理论假说。在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过程中，人们对方法论多元并存与竞争的态势持有积极接纳的态度，但是，“假说方法论”论而不做又缺乏学术批评，就会引发两类学术泛滥现象：学徒思维的照搬模仿；继承传统过程中的“以古为尊[iv]”现象。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碎片化”知识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没有推动作用[v]。图中，起到反思作用的是“学科方法论”“博物学方法论”和“经验方法论”。“学科方法论”对学科领域“方法”一般性问题的系统理解，勾画学科领域研究最基本的逻辑、原则、规范和程序，是专家学者对杂多方法知识拣选、梳理的成果，对知识上游反思的作用较小；“博物学方法论”和“经验方法论”分别采用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以“方法”为对象的实证研究都建立科学实在论观点之上，1.1.3节指出了其中存在着“方法”划界问题仁智互见、“中间层次”研究缺失等问题，不精准的方法实践经验难以充分反思“假说方法论”。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回答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vi]”，由此，产生了丰富的方法实践的经验。面对丰厚的实践土壤，我们尚缺乏一种“方法的专门研究方法”，允许人们在主体间性意义上讨论方法实践的经验事实来证伪或升华“假说方法论”、概括本土方法实践理论、进而充实中国理论话语，同时，也能跳出“对话与思辨式”的学术批评，实现学术批评方法的进步[vii]。

（3）缺席原始创新问题：客观性掩盖了“何以可能”的认识论研究

正如牛顿-史密斯在《科学合理性》中的陈述：科学方法是一种蕴含“发现逻辑”的东西，科学史也表明科学进步的核心就在于科学方法和方法创新的推动，但是，方法的认识论研究缺席原始创新问题。

“原始创新”是一种渐进、不确定和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viii]-[ix]，原始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为解决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处在实证主义框架之下[x]，主旨就是将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功方法、规律、观念引入社会科学问题中，通过客观观察和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近年来国内原始创新评述研究反映了追求客观性的科学理性主义占据“原始创新”研究主潮。主客二分思维影响下，“创新主体”“原始创新”之间关系是相对的[xi]，已有的研究分别侧重探究不同类型“创新主体”的原始创新能力来源、人才培养和评价和考察“原始创新”内涵、影响因素、模式机制和提升路径[xii][xiii]。实证主义将“创新主体”“原始创新”都作为被认识的对象地位，推动人们从两个角度分别论证“原创创新”的存在、发生原因、条件或可能性，这实质上在讨论“何以可为”问题：在人与社会的维度上，如何激活新的、未知的原始创新，然而，掩盖了作为前提性和根本性的认识论难题：在知识的维度上，已发生的原始创新究竟“何以可能”。

“何以可能”是康德哲学的标签，康德为人类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将“人类认识活动的可能性”的问题，替代了本体论问题，摆在了哲学研究的首要地位。康德的“可能性”意味着我们需要从某种条件性的要求、从某种形式化的规定来谈论某个事物如何可能的，即必然性，从某一个前提必然会得出的结果。康德的启示在于：其一，主客二分的研究将真正的创新主体“我”和世界分隔开来并用客观性的目光来追寻“本质”问题。我们应超越“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将创新主体和客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体系当中，用统一的眼光去看待“原始创新”，即，从对抽象“原始创新”本质的实证研究转变为具体“原始创新活动”的研究。其二，对于从“0 到 1”的原始创新，不确定性是其内在的本质特征[xiv][xv]，我们只有在确定的、主体间性的维度上回应“新知识何以可能”，才能进一步有效地追问“何以可为”问题。

对于那些已经发生的原始创新，“何以可能”就是实际发生的创新方法论。只有站在人与世界的高度，将创新方法论视为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对原始创新问题的有效回答，现有论方法活动缺席了这样的研究。

（4）规范方法论缺失：语言模糊遮蔽了“方法规范”的规范性来源问题

“规范”泛指了调控和评价人们的心理或行为、依靠一定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来贯彻，并具有不同程度普适性的指示或标准[xvi]。“学术规范是什么，如何构建”是近20多年[1]来中国学术界讨论时间较久、内容涉及较深、影响面较大的论题。

哲学界对“规范和规范性研究”有两层理解。一层指托马斯·库恩“范式”意义上“学科共同体所认可的一套解释系统”，这里的“规范”与“事实”“描述性”“实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概括为创制规则、检讨失范。例如《学术规范与学科方法论研究和教育丛书》[2][xvii]提及的“研究方法的规范”。另一层是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是”与“应当”问题引起的[xviii]，哲学不关心具体问题，反思“规范的存在方式、性质、合理性、规范体系的逻辑构成及其效力[xix]”，哲学语境的“规范”与“价值”“规范性”“应然”联系在一起。

落实在方法使用上，两种“规范”分别落实在“执行”和“设计”、遵循“真理符合论”和“真理实用论”、指向“事实”和“价值”，可理解为“应用规范”和“运用规范”。本节“规范性研究”采用哲学用法，指“运用规范”：从鼓励社会科学学术创新角度出发，如何在充要条件基础上论证方法行为的指导原则：哪些方法行为是“好的，值得鼓励的”，哪些是“不好的，不值得鼓励的”。

人是规范性的动物[xx]，“规范”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内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人们将“应用规范”置于规范性研究的中心地位，而“运用规范”研究缺失，尤其是缺乏对规范性的来源、规范性的合理性辩护等问题的讨论，语言模糊遮蔽了方法行为的创新价值维度。例如，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广泛传播的实用主义方法观“世上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最合适的方法”。这是中外都经常提及，但又缺乏解释的命题。汉语中“方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殊相的，实在的，具体方法”，二是“共相的，一组行为手段”。理解为前者，则侧重了“选择”和“应用规范”，遮蔽了命题的价值维度――创新性；理解为后者，则侧重了“设计”和“运用规范”，保留了“创新”的价值维度。然而，从逻辑实证主义视角看，这个命题既不是逻辑上的分析命题，又不是经验上的综合命题，而是“缺乏规范性来源的相对主义陈述[xxi]”。

（5）小结：两种哲学传统致使方法论研究“重实践轻理论”

中国学者受中西两种不同哲学传统的影响，使国内方法论（学）研究产生的知识类型不同于西方，具体体现在：侧重实践的“假说方法论”“博物学方法论”“经验方法论”“学科方法论”产出丰富，与之相反，侧重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元方法论”主要源于西方。中国哲学界有关中西哲学互镜之研究为“重实践而轻理论”现象给出了一种解释。

从哲学基本建制来看，中国哲学可概括为“大道不离人伦日用[xxii]”，未居于形而上学之中[xxiii]。中国哲学着眼于现实世界，关注现实生活，讲究实用，注重对当下的体验。以“方法”经验现象为基点的“经验方法论”概括方法实践经验、更新用法、反思实践不足等，反映了中国学者追求实用的特点。

从哲学基本精神来讲，中国哲学主题是“天人合一[xxiv]”，其实质的系统由“天论”“人论”以及如何“知天”“知人”组成[xxv]，主要特点是“合一”：通过对“天”的“领会、领悟”达到两者和谐相处，这不同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强调通过实证和思辨达到对世界的认识[xxvi]。丰富的“方法论假说”反映了中国学者重视从思想的历史遗产中汲取实践智慧。

哲学追求来讲，为了在运动变化的世界中摆脱偶然性的侵扰，西方哲学通过追溯因果必然性，将人维系在超越现实世界的第一因上，中国哲学则专注于现实世界，通过自我与世界万物的“比类相推[xxvii]”，以“接纳变化、顺应变化[xxviii]”的态度建立起一张普遍的、牢固的关联之网，将自己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从而稳定下来。中国学者梳理“学科方法论”，实际上，是在变化多端学术环境中为学科领域营造一个合理的说明体系。

从本体论来看，中西哲学本体观念有着本质区别。西方哲学的本体是实辞，由于中国哲学不把世界描述为分离的“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因此，中国哲学的本体“道”是虚位[xxix]，具有先在性的“道”不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它展现了事物之间关系和谐的理想状态[xxx]。“关系”是“实体”存在的隐形前提和认识事物的关键环节，“关系”辨识也是直觉认知的思维工具，中国哲学用“象”指称从生命体验[xxxi]出发、通过“关系同构”把握事物本质特征[xxxii]的认识途径。“博物学方法论”丰富的产出，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学者积极“问道、论道”的结果。

中西哲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而中国学者受中西两种不同哲学传统的影响。两种哲学分散了中国学者的研究重心，同时，中国哲学追求的并非自我“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对自我”的超越，这使得国内方法论（学）研究呈现出“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

[1] 2004年8月16日教育部发布我国建国以来的第一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是学术规范性研究里程碑事件。

[2] 丛书是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各项任务重大课题重要成果。

[i] 陈远.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方法学[J].东岳论丛,1986(04):50-52.

[ii] 韩民青.关于方法学的一些初步设想[J].东岳论丛,1986(04):46-49.

[iii] 李锡海.方法学应属于哲学的范围[J].东岳论丛,1986(06):68-69.

[iv]   警惕伪学术的泛滥[J]. 理论月刊,1993(5):45-45.

[v] 本刊编辑部.碎片化知识难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J].社会科学,2021(04):2.

[vi] 谢春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回答[J].党建,2017(06):25-27.

[vii] 张茂泽. 论学术批评[J]. 学术界,2001(2):85-99.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01.02.010.

[viii] Lane, David A., and Robert R. Maxfield. "Ontological uncertainty and innova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5 (2005): 3-50.

[ix] Kapoor, Rahul, and Thomas Klueter. "Innovation's Uncertainty Factor."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61.4 (2020): 1-7.

[x] 贺磊,贺海波.实证主义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05):59-63.

[xi] 曹山河. 论创新主体与客体[J]. 湖南社会科学,2007(1):11-13. DOI:10.3969/j.issn.1009-5675.2007.01.003.

[xii] 王浩林,文子豪,林子怡.国内原始创新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经贸导刊(中),2020(04):171-173.

[xiii] 苏屹,李柏洲.原始创新研究文献综述[J].科学管理研究,2012,30(02):5-8.

[xiv] 李晓培.与模仿创新特征初探[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18):26-27.

[xv] 龚惠群. 基于原始培育能力的原创性新兴产业培育理论及实证研究[D].东南大学,2016.

[xvi] 田海滨. "规范和规范性"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访徐梦秋教授[J]. 哲学动态,2022(7):118-126.

[xvii] 叶继元. 遵守学术规范 促进学术创新——写在《学术规范与学科方法论研究和教育丛书》出版之际[J]. 甘肃社会科学,2018(1):72-77.

[xviii] 陈嘉明.规范性的科学何以可能──关于建立“规范哲学”的构想[J].开放时代,2000(05):52-57.

[xix] 刘苏.当代西方规范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路径与发展趋势[J].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8,3(04):41-52.

[xx] 韩东晖.人是规范性的动物——一种规范性哲学的说明[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32(05):2-8.

[xxi] Prabhu, Nagore S. "There is no best method—Why?." Tesol quarterly 24.2 (1990): 161-176.

[xxii] 吴晓明.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J].学术月刊,2023,55(08):5-26.

[xxiii] 吴晓明.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J].哲学研究,2022(07):14-28+127.

[xxiv] 张世英.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J].求是,2007(07):34-37+62.

[xxv] 李存山.中国哲学的系统及其特点[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02):93-99.

[xxvi] 杨芳,张将.体验与思辨——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之比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30-35.

[xxvii] 吴先伍.因果与比类——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01):31-36.

[xxviii] 俞宣孟.“本质”观念及其生存状态分析——中西哲学比较的考察[J].学术月刊,2010,42(07):32-41.

[xxix]  张连良. 中国哲学的本体观念及建立本体的方法[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5):39-45.

[xxx] 贾玉明.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5(1):6-8.

[xxxi] 董春.中西哲学比较中的“象即是道”：作为本真存在的象[J].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3(10):32-42.

[xxxii] 王前.中西哲学比较视角下的关系范畴探析[J].哲学分析,2018,9(01):94-104+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