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问作用的无限与无奈

先前曾经看过别人的一篇文学评论，现在还很有印象。它剖析了类似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其走过一生的心路历程究竟是如何波动起伏的。众所周知，但凡作家都是用独特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尽管纷繁复杂，但在作家或深邃、或浪漫、或现实的诠释中，无不可以通过人性来透视、来折射、来揭示世界的本质。人性伸展构成文化性，又或者反过来文化性影响人性。总而言之，作家是经由人性而意欲把握世界，又试图改造人性从而改造世界。这种对世界的改造方式相比机械物化方式应该算是根本性的，但是问题在于，它能够实现吗？

“托尔斯泰们”经历了思想的一生和现实的一生，最终明白了一个不是很复杂的道理：“人类思想能力的无限，与思想结果的局限，是金币的两面”。托尔斯泰本人长期研究社会、观察人生、关怀大众，最后却将自己由希望变成为失望，无奈地将人性描述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发出改造人性是如此困难的一声叹息。

进而联想到学问和做学问的人，无论是研究自然问题，还是研究社会问题，想要实现的目标，何尝不是试图积极地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且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不知不觉好像在阐述实践的内涵了）。通过学问过程探究纯粹知识、展开理性思考是不存在什么大的障碍的，只要学问者遵循方法、坚持不懈应当就可以了。学问、思想尽可展开翅膀自由飞翔，触角无所不及。

以做学问为职业的人是越来越多，自然也产出越来越多的学问，不想着怎么用、不拿出去用没有关系，但是学问要拿来在现实中使用，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必然会对它施加这样那样的影响。再者，如果做学问的人两耳无需闻窗外事，甚至沉醉于如学界某些人自我戏谑的 “集体催眠”状态，那就真可谓是心无旁骛地安心做学问了。然而学问者也是人，也有人性的优点和缺点，也不得不生活在时代群体中和社会文化中。

如此可见，现实是一方面知识拿出来用的时候，要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做学问的人也时常面临主体选择。这两方面都跟学问本身无关，但都制约着学问的作用，以及学问者的心态或境界。学问本身为自然、社会和人提供着无限的发展空间，但只要是学问一旦与现实发生关联，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常常表现为难以抗拒的人为因素干扰，从书斋想象中的无限可能性变成无奈的现实。与此同时，学问者在现实中、在学问使用中也很可能会慢慢“异化”。

二、文化、现实与学问者的选择

有人曾经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文化人之间的演变关系，谈及了文化人的两种取向，即“学统本位”、“道统本位”，另外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政统本位”。几个概念换个表述，实际就是说的学问和学问者的几种倾向。这其中，关于学统和道统的区别与联系，时有争议。比较政治色彩化的观念是说，所谓“学统”就是崇尚“坐而论道”，“道统”就是“内学而外治”即以学治世；比较中性的观念是说，“学统”就是重视学问研究的过程和自然结果，“道统”就是试图将学统的过程和结果确立到公认的高度，即前者“做而不在乎评价”，后者“做也是为了评价”。此处并不想论及政治这类复杂事情，只是局限在学界之中谈学问和学问者的倾向而已。显然，“学统”易而“道统”难，学统的要求是重在坚持，而道统的要求是内外一致。

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人以为，古代中国以中心自居，自信满满，学统就几乎和道统同名，否则同样的学问如何可以做上千年而不变。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在面对西方强大科技文化的挑战和“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世俗诱惑时，只好坚持学统本位，守好自己的传统学问领地，不再奢求由学统而致道统了。本来学问者纯粹做学问也是可以的，但是在中国历来存在一股强大的约束力量，就是要求学问者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如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无用的文人，以天下事为己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正因为如此，对近代中国学问者保守性的批判不可谓不多。

中国文人也还有一种处世哲学，就是自己修养不足坚持不了学统，更机缘不济走不了道统，就干脆走向实用，将个人和学问拆散了功利地、无原则地用。例如历史上的绍兴师爷们也曾风云际会一时。实用可以被看作是对“政统”倾向的庸俗性诠释，“政统”既不同于学统，也不同于道统，出发点不一样。道统必须以学统为基础，而政统既可以依靠学统和道统，也可以不依赖它们而是偶然地利用一下它们。要给政统下个简单定义，就是以实际社会效用的主观理解确立学问的方式和学问结果的评价。

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会有成功和失败的结局。学问者在学统与道统上面的选择也不例外，他们会在两个极端之间摆来摆去，走向其中任何一端都觉得不完美，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好是兼而有之，“不争名而有名”、“有名而不恃名”，实际理想的人生目标是想做一个既具备学统本色，又具备道统地位的great master。再具体联系到国情实际，great master最好还要拥有权力，这样还能同时取得政统地位。这样一来，学界小圈子、后台、前台都有自己的舞台，在什么环境下就以什么身份出现，便是十分地完美了。过去俗话说，做不了学问才只好去做事或者去做官，现在这只是学界无奈的卫道舆论，事实却是学而优则仕已是主流了。最近，学问者的这一喜好倾向与专职行政群体的利益还发生着不小的冲突，被后者看作是“横刀夺爱”、“口中抢食”。

细细考察原因，发现也不全是个人境界影响。以眼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例，“去精英化”多元型社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学问和学问者冲击很大。如果说学统向道统的转变在封建时代是为权威者所抑制，那么现在就是为社会发展趋势所抑制。因此，理性上考虑，如果学问者按学统做到了该做的事情，道统做不做得到应该无所谓，然而学问者也是人，有价值观念，不甘寂寞，也要争强好胜。现在有一部分学问者正是担心学统再也转不了道统，就转向了政统。结果学问所得、心中所想与其正在做的却不一致，那样对己对人皆是很糟糕的事情。有人曾经深刻地评论过古代中国文人的双面性，说他们隐居于山林在野的时候是儒家，而一旦在朝在职就变成了法家，不再坚持自己的学问原则。这样实在是很功利主义的。

上述关于学问和学问者的各种现象，探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和时代背景之外，也许可以从民族文化上找找答案。曾经有不少关于中国人用感性去工作和生活的说法。2008年某天看了凤凰卫视的一档节目，主持在比较中国和其它国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差异时，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西方学者先后到日本和中国生活和工作，第一感觉是日本的一切好像都井井有条，而中国的比较混乱随意，从理性分析日本方式似乎更可取，但是从人性的角度，西方人发现最初生活在日本虽觉得很好，但是时间长了却觉得冷漠，没有人情味。而在中国刚开始虽觉得不规范，但是过后却觉得比较有意思、有情趣。这个故事是赞扬了中国人的人情味和灵活性，它对于社会机械化和物化是一种批判。但是也要看到，人性虽然高于物性，人性本身却是优缺点始终并存的，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

感性工作和生活方式对于理性竞争和理性发展，应当是弊大于利的。中国人比较善于折衷、转折，善于自我解脱，善于活在当世，可能与哲学和世俗化宗教信仰有关。这个对于争取理性的自由，实际的确是一种文化上的障碍。中国重视人，但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而不是人自己的自我认同和人的一致性。

感性工作和生活更加容易因想“八面玲珑”而患得患失，当代中国学问和学问者又何尝不是容易患得患失。导致的后果是，有力有心者，随风摇摆、左右逢缘；无力有心者，心之不甘则心不静，既损自己又损他人。与其如此，不如做一选择，从一而终，安心为之，世俗人眼中的成功和失败则由他去。关键是文化是否能够支持正确合理的选择。

世俗中的人可能真的如大作家、大思想家们所定义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那他们已经改变不了，因为他们是做事的人不是做学问的人，没有这么多主动的前思后想，也没有物质意义上的机会和条件去选择和考量，属于难以框架化的人群，没有框架的人其实也很好，就是活得自然而感性。但是，做学问比不得做事，做事可以没有框架，今天不用再回想昨天的事，而做学问必然会有框架，不然哪有积累可言。有框架则必然会在各种“灵活人”面前经常有挫折感，这样似乎结果看起来，学问者只要不甘寂寞，终究是摆脱不了首鼠两端的烦恼。

要想让社会跟着学问和学问者走，显然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学问和学问者跟着社会大众走，好象也是不对的。今天虽然早已不片面倡导纯粹学问、书斋学问，但是还是要倡导学问和学问者既不阻止社会自然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走，也不应盲目地跟着走；要以有用的学问影响社会、改造社会，但是要遵循学理、理性至上，尤其是所思、所想、所得、所行要一致。如果这样的结果不受社会欢迎，也就由它去，而不是通过削足适履来功利地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