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判断，热爱科学的人一定较反感，或许也包括笔者在内。难道我们全身心投入科学事业，都带有功利的目的？

功利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它无非表明我们做一件事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明确功效和利益的目标的。现代社会讲究效益，重视投入产出比，符合经济规律。可是不知为什么，可能由于强调过头——人类活动除了物质的以外，更有精神方面的——如果动则就问有没有用，什么时候出成果，使本来很文雅、高尚的事情沾染俗气。所以，现在即便有正当的功利意味，大家也忌讳“功利”二字。

广义的科学事业好像也不例外。冷静思考，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没有明确的目标行吗？显然不行！比如应用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某技术问题、攻克某工程难关而进行的专题原理性研究。比如基础科学研究，也是围绕某领域的理论实践问题而进行的规律原创性的研究，它虽然与前者不在一个级别上，需要有新的科学理论才成立，但仍然需要相对明确的远景目标。

科普教育也类似。有人不以为然，认为科普教育是向受众传授科学知识，是公益性事业，只有精力和汗水的付出，没有经济收益可言。此话不假，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包括科学场馆、博物馆、图书馆……都是希望受众借以提高科学知识水平，成为适应社会的人才，从而让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在社会中广泛普及。这里，“提高”、“适应”、“普及”都是科普教育的目标，哪怕属于社会效益，也都是功利的反映。

所以说，科学是功利的，这句话基本上没有错。那么，我们大家为何对这种提法有反感？原来，按上述标准衡量，有些事后方才明白的“科学”活动，或者科学活动的某些阶段、某个环节，用“功利”二字来界定很不准确。因为这类活动进行时根本没有目标，完全出于好玩、喜欢以及从中获得探索奥秘的满足感。然而，囿于广义科学教育传统观念的人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惯于例行公事，对并非功利的活动统统用“功利”的方法来审视和管理，比如规划、评价、考核、奖励等，使本来不“功利”的活动也“功利”起来。以至于科普、早期教育，以及原始性创新——尽管与“功利”毫无关系——不得不面目全非。

由此，我们得感谢19世纪德国伟大的哲学家、诗人尼采。他在《悲剧的诞生》著作中就宣告：“我们今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要带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他认为只有艺术，才能拯救人生，“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相反的运动：艺术。”

在他看来，艺术比之其他活动更贴近人的本性。因为酒神状态中，艺术作为“驱向放纵之迫力”支配着人，而在与之相对的日神状态中，艺术作为“驱向幻觉之迫力”支配着人。或许一个人处于这样的状态中，才能真正自由自在地活动；艺术“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