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骥，原籍河北正定县，生于1921年1月16日。父亲是北洋军军官，常年在外；杨公骥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由祖父抚育长大。祖父是他的启蒙教师，这位清末秀才不仅博览中国古籍，而且醉心于西学，时常教诲自己的孙子说：“不广学博识则无可融会，无可融会则无以贯通。”又说：“不博则不能通，不通则不能精。”“不通百经，不能专一经。”他提倡读书，但反对以学问牟取个人名利的行径，曾在杨公骥砚台背面镌刻八句铭文：“无知寡识，盲瞽一生，广知多识，耳聪目明。人生一世，贵在博通，以学射利，市井之行。”这砚台在抗日战争的大轰炸中丢失，但这铭文却被杨公骥刻记于心，并对后来的治学产生影响。

　　1933年，杨公骥只身在长沙受中学教育，被学习中的疑难所牵引，涉猎的科目极其庞杂。例如，当时历史学界正在争论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说法不一。他参阅了各方的文章，为了判断争论中各方所持论点的是与非，于是就跟踪学习，阅读金甲文、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经济学、希腊史、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著作文章。当他以后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时，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识都成了库存的有用材料。

　　最初指导他阅读鲁迅著作的，是小学老师张同人先生。他将那个阶段所出版的鲁迅文集都阅读过，思想深受其影响，开始正视惨淡的人生，并很自然地开始学习起革命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此同时，现实的见闻也促进了他的思想变化，加深了他对鲁迅杂文、进步小说、社会科学著作的理解，使他走向革命的道路。

　　在此期间，他越发讨厌上小学时校长王先生擅自给他改的名字——杨振华。他暗想：中华岂是我个人能振的?我又何尝想过有朝一日自己威震中华！名不符实。所以，他16岁时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杨公忌。这三字是截取《皇历》中的“杨公忌日”而来。据《皇历》所载，每月的头一天是“杨公忌日”，此日“十凶大败，诸事不宜”，“百事禁忌”，犯者“身亡家破”。他当时之所以自命“杨公忌”，其涵义有两方面：其一，为了反抗那万恶的社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求个人名利，不计得失，宁愿承担种种风险而在所不惜；其二，所谓公忌，兼寓鲁迅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之意，以此表示自己不畏公论，不循世法，不怕流俗嫉恨。当然，以这样惊众骇俗的刁钻古怪字样为名字，也充分表现了他少年时代傲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情调。

　　杨公骥在中学几次转学跳级，193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父亲要他到大后方按部就班地读书，准备将来出国学习。但是，他却违背父亲旨意，在1938年6月，徒步到达延安，投身革命。同年在陕北公学参加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在此之后，与家脱离关系，音信两绝。

　　在延安，杨公骥曾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做过青年工作，当过文化教员，也开过荒，种过地，纺过线。这时期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真地读大部头的原著，这为他以后的治学态度、治学道路、治学方法、治学能力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杨公骥被派往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他志愿从事工人运动，于是被分配到宣化市新华炼钢厂从事工会工作。1946年秋，中央调干部充实东北解放区，他在抽调队伍中。行前向挚友吴波告别，吴波对他说：“你已经长大，别再调皮了，改个名字吧!这次到东北地区工作，别再叫这可怕的名字吓唬东北老乡了。鲁迅诗‘横眉冷对千夫指’固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是，一个革命者应该老老实实无声无息地埋头苦干，甘心做一头为人民服务的老黄牛。不过你的性格与牛不大相类，那就做一匹为人民服务的马吧！”于是，吴波根据“忌”字的谐音，提笔为他改名叫做杨公骥。并嘱咐道：“古云‘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希望以后在德上多下工夫。”从此以后，他便以“杨公骥”为名字。

杨公骥与挚友在陶然亭合影（左一）

　　1946年初冬，他来到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东北局分配他到东北大学任教授。1947年又任国文科副主任(主任是吴伯箫)。在此期间，杨公骥讲授过许多门课，计有“文章选读”“中国文学史”“国学概论”“语言文字学概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经济”“‘五四’思潮”等。

　　   东北大学1948年迁至吉林市，1949年迁至长春市，与东北三省原6所大学合校，1950年4月1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这个时期，杨公骥在中国语言文学系担任文学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历史系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中国古代史。

　　1948年秋，发现吉林西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杨公骥组织当时历史系部分师生在课余从事初步发掘。1949年春，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吉林西团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书》。除公布了西团山人的头骨示数和出土文物的品属外，还将在西团山发掘出的与古代黄河流域型制相近的陶鼎、陶鬲制成图版予以公布。郭沫若读后，于1949年1月25日在致当时《东北日报》主编的信中写道：“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性的文字……方法正确，态度谨严，叙述翔实，见解审慎，很能实事求是……关于陶鬲陶鼎之普遍出现似应特别重视。旧时人习视关外为化外，日寇更有意特殊化，把各种出土古物隐匿歪曲，我们现在应该尽力根据地底事实打破这些观点，应强调关内关外在史前就是一家。建立这种新史观，我们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我国考古学界根据西团山出土文物的特征，将它定名为“西团山文化”，为学术界公认。《报告书》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曾被苏、日等国转译或介绍。1949年冬，中央人民政府委派裴文中、贾兰坡、李文信等和杨公骥组成西团山考古队，从事第二次发掘。

　　1948年，杨公骥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这部讲义的第7稿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国文学》第1分册。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时，该书被定为向国外的推荐书，曾被东西方学者所引用。此书突破了当时流行的“左”的狭隘文学理论，对文学史内容作出独到的精辟论述，提出以往一般文学史所没有的甚多创见。

　　在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过程中，他的工作极其繁重。白天给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两门不同的课，有时课外还要带领学生挖山考古。夜间备课后，就整理研究出土文物，同时还为了查阅日文资料而突击日文。这样一来，就养成了熬夜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不眠，精神不支时便用浓茶、烈酒、关东烟刺激一下。如此这般，连续了10年。由于常年熬夜，损害了他的健康，刚过30岁，血压便开始升高，37岁时发生脑血栓，接着害起心脏病。病中还躺在床上注释、考据1953年他在《敦煌缀琐》中发现的唐代民歌，使用并征引了《唐六典》《唐大诏令》《唐律疏议》《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一书于1962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杨公骥还有一系列论著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1950年发表《汉巾舞歌辞句读和研究》。1956年，杨公骥受中央教育部委托编写部颁《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隋唐五代部分)。

　　杨公骥自1953年便被任为研究生导师。1956年定学衔时，通过中央教育部专家组评审，被任为国家二级教授，时年35岁。至“文革”前，共培养出研究生19名，他们在10个省任教，成为各高校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文革”期间，杨公骥受到不公正待遇，出现脑血栓，左肢瘫痪。1969年隆冬，全家到长白山区黑瞎子岭下靠山屯插队落户。他又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认真仔细地通读数遍。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抱有信心，情绪上保持稳定，身体反而逐渐好起来。他在乡村住了4年，和一些老农成了朋友，朝夕相处，借此作了些社会调查，收集了一些民间故事和地方传说，还记录了一些方言、俗语、俏皮嗑、歇后语、匠人切口、山林行话。

　　1973年，有位白发老学生远道前来看望他，对他落泪道：“老师少年时便参加革命，想不到老来时，下场竟如此狼狈。早知如此，就悔不该当初了吧?”他回答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道路。中国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行，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假如我再重新生活一遍，我还会照旧这么干，心甘情愿，毫无悔意。”他将这次问答在信中告诉了挚友诗人公木(张松如)，公木当即赠诗三首，第一首写道：

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

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

　　1972年，落实政策，杨公骥不再作为审查对象。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承担工作，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1978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语言哲学论文《漫谈桢斡》(词根探索之一)。他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而是将人的实践、思维、语言三者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性探讨，对学界有极重要的启发。1980年在《东北师大学报》发表《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民族民俗学札记之一)，文章资料多，证据足，论断谨严，见解独到，受到历史考古界的重视。

　　1978年以后，杨公骥先后承担国家和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先秦两汉文学史”“先秦两汉大文学史”两个课题，虽然由于健康原因，这两个课题未能最终完成，但他提出的指导原则却是高瞻远瞩而又切实可行，凝聚了多年研究的心血。

先秦两汉文学学术讨论会合影（第二排 右四）

　　1981年，经国务院组织专家评议，杨公骥被任为首批文科博士研究生导师，后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自1982年起，先后招收4届8名博士研究生，曾同时分别指导3届6名博士生。1989年5月，开始招收第5届博士生，由他拟定笔试题目，并在5月12日主持进行口试。他乐观地表示，本届考生素质很好，争取多招多留，充实我系古典文学研究队伍。这是他生前主持的最后一次研究生考试。在招收博士生之前，他还在1978年招收5名硕士生，1981年全部毕业。

1981年，杨公骥教授被聘为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杨公骥作为博士生研究生导师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杨公骥历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典文论学会理事、吉林省社联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分会主席、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一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学术研究，是国内外久享盛誉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虽然历经坎坷，但革命意志从未消歇，相反，马克思主义信仰愈加坚定。他敏锐地觉察到了文艺理论战线出现的各种思潮，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时地做出了反应。

中文系教授杨公骥指导博士生

　　  他对晚生后学是慈祥的、宽厚的，但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一丝不苟，凭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学识，在许多方面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传统，提倡文艺必须在高层次上表现人的价值。1978年在讨论形象思维时他尖锐指出：“思维是一种理性，导向理性的认识。说形象思维主要是感性思维，这本身就自相矛盾。”他把形象思维看做理性统辖下的一种思维样式，反对在理论上把人的感觉抽象化、非社会化。正当文艺界有些人极力主张表现人的本能时，他以大量事实雄辩地论证，性、吃、视、听等人类最基本的本能都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不是自然的、人类的，而是社会的。杨公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提醒说，对于当代新思潮、新理论不要盲目拒绝、一律排斥，而应采取冷静分析、批判吸收的态度。正如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读后感》一文所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是集真理之大成的科学。它过去曾吸收历代积累的科学成果，犹如大海，‘百川归之’。它将来也会吸收即使是最微小的科学成就，犹如大海，‘不辞细流’。”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做开放的、常新的，可以随时用新的科学成就加以补充，但在体系上任何学派都无法取代它。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辩证方法，并且贯彻到自己的学术实践中，论述了一系列对立因素的辩证关系，如：理性与感性、现实与浪漫、科学与幻想、人化物与物化人等等。

杨公骥先生80年代在寓所书房

　　杨公骥晚年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虽然年老病重，但益加勤奋，带着心脏起搏器终日工作。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1989年6月7日23时15分不幸在长春逝世，享年68岁。

　　杨公骥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前经常重复恩格斯的这段话：“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世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遵循这一宗旨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在他告别人生的遗嘱中，体现了同样的大彻大悟：“不要打扰别人，怎么来怎么去；不整容，保持真面目；不送花圈、挽幛；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他委运乘化，走得沉静安详。后事一遵遗嘱，庄严肃穆，简单朴素，然而，前来吊唁送灵的人群络绎不绝，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本文摘自李炳海的《杨公骥》，见《群星璀璨——我们心目中的东师名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388-399页，由高源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