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9月毕业于原北京钢铁学院，当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始主讲专业课，到2006年10月由上海大学退休！我已在高校第一线从事教学和科研，23＋23整整46个年头。这一生关注的就是教学和科研，写下一些随想，或许可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1．高教扩招和普及化

近几年来有一种说法，说是要普及大学教育。应该怎样去理解这普及两字？我国法定的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据http://www.hwcc.com.cn报道：截止2000年底，全国9年义务教育覆盖率达到85％。我国的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99.1％，初中入学率达到88.6％。此成就在6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圈子里排名第一位，但要达成普及尚有待努力。为什么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因为这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公民所必需的最低知识和品质教养。一个社会里，不同知识层次上的人数总会构成一种金字塔。据搜狐教育网戚若予的报道：2005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58.1%。因为手头没有同年的初中至高中的升学率，借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报道，2000年该升学率为51.2%，因此2005年全国适龄青年中有21.8%成为大学生。新民晚报曾摘引了薛涌的专著 《精英的阶梯：美国教育考查》。他给出的数据是美国适龄青年中有1/3在大学读书。1/3显然不是普及的概念。套用一下市场经济，一个国家的高校入学率总该和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试问：21.8/33.3=0.65是否和中美两国的GDP指标比值匹配？ 据天涯网7月28日报道的该比值是1/6。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快决非好事，需要强力的宏观调控，高教的发展过快同样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新民晚报报道了2006年夏在沪举行的中外高校校长会议上美国某校长的发言，他指出：一个高校扩招后，毕业生的质量要20年才能恢复。一个企业，产品质量是其生命线。一个高校校区的精美、学生的多少并非决定其声誉的重要因素，其毕业生中能有多少成为社会精英才是其声誉的决定性要点。一个企业要生产能垄断市场的产品，必须采取精料方针。一个高校为了保证毕业生的优异质量，必须保持10~15％ 淘汰率（每次升级时，未位淘汰10~15％）。在未位10~15％被淘汰后，本科毕业生已是社会上的小知识分子，但能成为未来某一领域领头羊的人数一般来说不会超过其中的10%。据新民晚报报道, 美国耶鲁大学执行的就是着眼于5% 学生的精英教育体制。

       孔夫子有徒3000，其中后来被称为贤人的也只有72人。如果说这3000人相当于当前的大学生，孔夫子办的“大学”远没有大众化，普及化。而72贤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精英。孔夫子之所以是至圣，不仅因为他开创了儒家学说，而且带出了一批精英。3000学徒是他的底线，不是他的成名之作。现今教育界的领导人难道不应该从至圣那里学点什么吗？

    执行10~15％ 淘汰率是否不符合和谐社会及以人为本的原则? 试问哪个年代里人的能力和对社会的贡献不是千差万别的。孔夫子也不可能把他的3000学徒全都培养成贤者，何况现在高校的教师只是凡人而已。精英教育体制强调的是傍样的力量，淘汰是给被淘汰者以更适合于他们的岗位，并非歧视他们。一个人低能高职享受到的只会是痛苦，相反的一个人若在他从事的工作中恰能应付自如，才可能有快乐的生活。不惜功本地把该淘汰的学生培养成本科毕业生，实质上是拔苗助长。

2.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现在，“高校” 的概念似乎也是足够混乱的。薛涌说：美国各种“高等院校” 有4000所左右，其中包括许多相当于我国大专建制的小型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层次差距太大，这就是造成高校概念混乱的原因。事实上，各种层次的高校其办学的目标和任务有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分界线在于是传授知识还是创造知识，有无生产‘知识源头’的能力。‘次生知识’的生产固然也有价值，但一个后进国家其经济超越先进国家的可能性仍植根於有没有新的‘知识源头’出现。如上述，在我国大概只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能进高中就读，其中还包括中专在内。众所周知，中专不同于高中，它是职业学校。学生在中专学习期间要获得一技之长，以期在毕业后胜任技工之类的工作。如果一个“高校” 或其中的院系仅以知识的传授为己任，它们本质上只是高等职业学校，只是从事职业教育的机构而已。说句不好听的话, 那不过是个学店。其中差劲者，办学只是为了赚钱！不要多久，仅仅知识的传授完全可通过网络进行。而像美国耶鲁大学着眼于以较高概率培养未来某一领域带头人的高校则旨在知识的创新，‘知识源头’生产的水平和效率。

要创新就得把科研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没有生产‘知识源头’经验的教师又能教出多少有生产‘知识源头’能力的学生？实际上，不从事科研的高校教师对已有知识的理解也是浅层次的。即便文科也不会有例外，“红学” 是不是一个研究课题? 不参与 ”红学” 研究的又怎么能讲透石头记? 在这一类高校中必须以科研带动教学的提高。另一方面，高校本是一个国家科技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总体科研布局就以高校为首（见1999年科技导报上肖广岭的文章“美国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一体化给我国启示”）。所以，薛涌顾虑高校强调科研过分并不妥当。一个学店，有钱者都可入学，不管钱是自筹的还是借贷来的。但知识是买不到的，除了神仙谁也没有将知识塞到买主脑中去的能力。求学、讨教，这“求”和“讨”两字的关键是高度的积极性和相应的基础。一个真正的高校只能保留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特别要关注本科阶段不以全力付诸学业而成绩优良的学生群，他们将来成为社会精英的几率很高。

       3. 各阶段教育的衔接

       到高校注册入学的年青学子年龄已接近乃至超过18周岁。18周岁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到了18周岁就是一个公民，就得为他自已的一切行为负责，别人岂能代替。但往往让人感到他们太不成熟。例如一些新生要由长辈陪同来校办理入学手续，说明他们还没有独立生活和处事的能力。有的高校因此还要进行家访，要召开家长会。硕士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不能自觉地进入课题，不耻于少劳而获学位。我把这些现象称作为啃老现象。啃老现象源于孩子幼年和童年时父母过度的溺爱，纠正孩子的啃老习惯是欠发达的社会给教育界出的一道难题。

       我想幼教和小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孩子们具备最根本的素质---懂得起码的做人道理和是非标准，否则再难使啃老习惯有根本的转变。前已说明：义务教育是要给孩子们以最低的知识和品质素养。无论哪一层次的教学，没有求学者的自觉要求是不可能有多大成效的。培养孩子们的求知兴趣该是幼教和小学教师的工作重点。

特别是城市中的素质教育，现在似乎有点苛求全面的倾向。这些孩子都是凡人，并没有三头六臂，要求他或她既善歌唱又精打球，既学外语又攻航模，是否过度？我认为应顺着孩子本人的兴趣加以引导。重要的是在帮助孩子们培养起1~2门爱好的同时，诱发他们一生之梦，让他们心目中有一个追求。现在，歌星、球星等对孩子们的诱惑力太大。有多少孩子梦想长大之后成为科学家？但，一个民族兴旺的根基正在科技水平。不能忘了我们还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需要几十年持续的发奋图强才有希望追上发达国家。无疑，安定团结-社会和谐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须条件，但岂可忽视鼓舞青年人献身科技的宣传教育工作。

高中阶段应是一个青年走向成熟的时期。简单的说，首先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懂得以超人的努力搏取超人的成就，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其次，在牢固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必须开始致力于优良自学能力的培养。依我看，事业心和自学能力对一个人一辈子成就的大小是内在的首位影响因子。

一个青年在高中毕业后就要选择今后学文科还是理工科。这是一次职业的预选。此时常会遇到爱好和职业的矛盾。我有一高中同学是学校合唱团指挥，毕业时报考音乐学院，结果名落孙山。这说明他在业余圈子里是佼佼者，但跨不过专业的门槛。音乐只能是他的爱好，不能成为他一生的职业。所以，作好选择的关键是正确地惦量自已的实力，不要挤到大个儿群中去比谁更高。其实，即便大学毕业生去求职和应聘时此策略也是管用的。

对于选择理工科的学生，我认为高中阶段最主要的功课是数理化、计算机和英语。如果进了高校还要化时间修补这些基础上的漏洞，就会落伍。一个优秀高中的中游学生 (成绩中等者) 进大学后也往往能名列前茅。其原因就在有较高的悟性。

现在，大学强调的是通才教育。有人把其叫做通识教育，而且认为应归于素质教育之中。按照这种看法，不妨把博士生教育也说成是素质教育——一个科学家所需的素质。知识是分层次的。什么是素质教育？这当然指的是做人的最基本道德和知识。在义务教育阶段人人都应得到充分完善的素质教育。一讨论素质教育就把本该是第二乃至更高层面的知识都说成是素质教育。这种混淆概念的说法是合二而一思潮的反映，有害无益。我们的年青一代愈晚完成素质培养，我们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步伐将愈迟缓。如果把义务教育和高中完不成的任务拖到大学再来补课，这样就很难培养出精英来。我国现实条件下不少大学生尚有素质和学业方面的严重问题，高校不得不做好补救工作。但应该坚决反对用管小学生的办法来管大学生。一个高校学风的好坏，最终是由大学生这个群体来体现的。高校必须规定淘汰率，有淘汰才能促进学风纯正。

当然，理工科的通才教育不同于文科。理工科院校内有没有必要开设一系列人文艺术类课程，以提高学生在文科方面的修养？反过来，一个学绘画的学生是否要强制他学好英语？我不认为这是恰当的举措。对一个科技工作者，只要求他有流畅简洁地表达思想的文笔就可以了。如此水平的作文能力该是他高中时就学会了的。难道非要他们有高超的文艺欣赏能力？每个人的业余爱好应充分反映其个性，不宜强求一律。某人五音不全，不懂五线谱，但看球时看得懂一些门道，说明已有一定的业余水平。这又有什么该指责的。凡人都不可能是全才。一个人的脑容量是有限的，能装下几个领域中的知识已是了不起的人才。

这几天听到几位官员在电视上说：教师要以学生为本, 要由学生评说教师的好坏。他们不知是否懂得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日本和俄罗斯两国排球界都曾有一魔鬼教练，比赛时电视上常放出他们在场边臭骂球员的场面。那些球员不曾少流过泪，但是谁又能说这两个带队拿过世界冠军的魔鬼教练不是最优秀的教师？说实在的，许多学生都要在升学后或工作后才能懂得老师的好坏。我希望那些官员不致驱赶教师去和无知的家长们共同培养啃老族。啃老现象愈严重，社会就愈不能和谐。在倡导和谐社会的同时，要使青年人清醒地认识到他们肩负的历史责任。他们还得发奋图强几十年中国才能有发达的经济，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4．大学与社会的衔接

现在，大学本科是通才教育。因为在信息时代里，知识的更新太快，这不是高校教学工作能跟得上的。一般来说，一个人从学校得到的知识和他从校外所得知识之此是15/85。本科生毕业时只有一些肤浅的专业知识，他们之中很多人也不会在该专业范畴内寻找工作。所以，本科毕业生业务素质的最重要标志就是独立工作能力，尤其是事业心和自学能力。硕士生阶段的教育着重在首轮的科研能力培训，该过程中要涉及专业，但不可能是全面的专业学习。博士生阶段的教育则是要其具备独立开拓能力。由于这些原因，高校很难完全对口地满足企业的人才供应要求。企业经营者必须懂得这个时代的特征。

在信息时代里，只有穷其一生学习的人们才能在人才圈子中保持一席之地。什么叫人才? 所谓人才就是一个人有能力完成常人完不成的某种工作。人才有三种能力：

l        举一反三的能力——能用已掌握的知识或已拥有的能力，在不同领域中解决难度相当的问题。

l        突破能力——能用已掌握的知识或已拥有的能力解决更高层次的问题。

l        创新能力——能很快地学会新的知识，并在新的领域中由门外汉变成领先者。

人才之上是帅才，其特点是：有创新能力且知识面广，能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和突破口。能组织和统领各路帅才的是王才，他得有类似交响乐团指挥掌控各种乐器演奏的能力。

近年来，有人提倡高校和企业保持零距离。这种合二为一的思路完全违反了辩证法。高校的科技工作应面向社会没错。问题是高校靠什么去指导企业？今夏在沪举行的中外高校校长会议上很多国外名校的校长谈到了这个问题。其共性很明确，就是依赖于高校校内领先于企业的科研，依赖于高校生产‘知识源头’的水平及效率。这在网络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尤为突出。薛涌的书中提到：“当美国的农民种大头菜出了问题时，大学教授被派去对种植的失败进行科学调查”。这毕竟晚了一步。这些教授无疑在该领域中已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如果早就支持他们做了相似课题的研究，不是可及时地指导农民了吗？一句话，一个国家的科技队伍必须在不同的层次上工作。先进国家之所以能取得持续的科技进步，就在于有“今天的饭有人烧，明天的饭有人准备，后天的饭有人设计”的良性循环。一旦不再有新的‘知识源头’生产出来，先进国家也就离危机不远了。作为一个寻求摆脱落后的国家，总不能不在高校中投入足够的力量，创造性进行独立的最前沿课题研究，以求日后成为领先者。在基础研究和中远期新技术开发中大学除了必须看准方向之外，需要经费，需要时间，更需要理解。

再举一例，上世纪90年代新日铁公司曾派专人参与Gaye等改进Cell模型的研究。而本世纪初我国钢铁冶金企业的一些领导人依然耻笑用热力学计算优化其生产过程的建议。在某权威人士的敦促下，他们尝到了甜头，但又不懂热力学计算已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完全可以要求高校组织“短训班”帮助其所属的工程师掌握热力学计算方法。如果工程师们做了该由他们完成的技术工作，而不是起一个招募来自高校的高级打工者作用，也就能促使高校的科研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再说，高校的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生产力首先取决于企业的需求，而且还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8月21日新民晚报报道一个德国人的看法，他说：“你们(指中国)的教材比我们厚，你们的考试成绩比我们的好，但你们总是购买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这种难堪归根到底是我国现行科研体制过于急功近利所造成的。我国的钢铁产量当前世界第一，但不是钢铁生产的强国，因为至今还没有独创的成套技术输出国外。钢铁冶金技术的开发比网络技术更难，因为小规模实验的成功无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必须先经过充分的中试考查。不管哪个高校都根本没有组织这类中试的实力，除非有强大的外来支持。上世纪80年代徐匡迪教授提出的RH-IJ技术，90年代我的老师张鉴教授提出的单腿RH技术都没能在我国变为成套技术，就因为企业没有支持中试的实力。倒是日本人在获知信息后，组织了中试，申报了专利。近年来，宝钢开始支持近中期新技术开发，算是有点进步吧！这是我国经济实力有所提高的结果。

薛涌的书谈到了美国大学的危机。一大危机就是市场冲击下铜臭深入高校，25%的美国大学校长从来没有担任过高校教职，他们用经营企业的方式经营大学，使之成了企业的附属机构。因而，大学的信誉和功能受到严重伤害：动摇了学术的严肃性，妨碍了知识的传播，为投资者遮丑、保密之事愈演愈烈。我国各高校的校长们和科研体制的决策者们看到这个报道后不知有何感受，千万不要主动地把高校降格为高等职业学校。

“工农兵学商，大家一起往钱看”不是可用来处理一切事务的法宝。别忘了辩证法。

2010年注：

1). 素质教育，首先是高尚气质的培养必须在高中毕业(或成为公民)之前大体完成。优秀的生源是高校实现精英教育的基础。

2). 提出普及大学教育的人大概也看到“普及“之梦不可能实现，降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什麽是大众化？其实质就是鼓吹大锅饭，60分万岁，所有入学者都要得到文凭。什麽是精英教育方针？其意不重视能否保证所有入学者都得到文凭，而是鼓励拔尖和精益求精，强调的是榜样的力量，依靠优秀学生带动中间层，再带动后进者。此乃在高校中造就优良学风和教学质量的前提。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口号时高校的学风真好呀！可惜没能维持多久。

3). 人的知识和能力总处于不同的层次，这是自然规律。实施末位淘汰10~15%的主张是拟在高校内划分层次，进行不同水平的教学。每学年末从优秀层次进行末位淘汰时也允许普通层次中的前列进入优秀层次。从普通层次淘汰就只能请他们留级或进相应的中专了。

4). 不论是素质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都不要以为学生只在课堂中得到知识。

学校造就适宜的环境，使学生能从各种活动、在课外得到重要的扩大知识(包括文、艺素养和各种动手能力)领域的机会。

5). 现在来看，我国大陆上的高校可能只有以朱清时院士为首的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和由杨福家院士挂帅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两所“管制之外”的大学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