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甚至会将娱乐全部剥夺掉：这样一种文化进程势不可挡。不过，这种倾向却内在于娱乐本身的原则之中，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娱乐已经被启蒙了。

    看到这里，我想到了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文化工业它自娱自乐，也让别人乐，并通过愈演愈烈的亦步亦趋，将世界转化成了一个唯一的、巨大的玩笑。”我们不禁要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娱乐？麦克唐纳曾说过：“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对文化工业的生产者来说，逗乐是一个基本目标。而对普通大众来说，找乐则是文化消费行为的基本模式。随着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提供给人们的信息也愈来愈具有引发消费者的物质欲望的因素。进入消费社会以来，传媒就逐渐步入了一个其娱乐功能中心化的时代。在消费社会，文化也成为消费品，大众对于文化消费的欲望有时甚至超过了物质消费的欲望。这种文化消费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娱乐化倾向。比如名牌消费、旅游消费等。这种文化消费的潮流中，娱乐文化应运而生，而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之所以能被中心化，也适应了消费社会里人们对于娱乐消费的需要。传媒20世纪90年代我国传媒开始出现了一种娱乐化浪潮。伴随着这股浪潮，传媒娱乐化功能越来越凸现出来，传媒娱乐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传媒对娱乐化的追求就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各种传播的形式和内容也在向娱乐强行拉近，使信息之间的（如新闻和娱乐之间）界限变得愈之模糊起来。

“人们究竟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既有些故弄玄虚，也有点恬不知耻，相对于那些具有反思能力的个人来说，这个问题针对的不过是那些没有个性的人。即使有时候公众偶尔会反抗快乐工业，这种反抗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快乐工业早就算计好了。

    这让我想到传播理论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要”的个人，把他们的传媒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传媒，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人们接触传媒都是基于一些基本需求进行的，包括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社会关系需求以及精神和心理需求等。公众作为大众文化的执行者，根据自己对大众文化娱乐性、消费性等的框定，结合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娱乐信息，“使用”其中认为有用的信息，以“满足”大众文化自身需求。在当今社会，大众文化已经变得泛化，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选择的信息都是媒介提供给我们的，哪怕我们具有更加挑剔的眼光，在获取信息的途径上，公众还是处于被动地位。而大众传播媒介所担当的角色则是：生产电影、电视、网络文化、流行音乐、通俗文学、图像文化、广告文化、时尚文化和青春亚文化等大众文化所需要的众多形态作为商品，供大众们去选取、“使用”并得到满足。

电影向人们保证，生活就是它们那种样子，它们总是对的，在它们的权力范围以外，人们根本用不着问这问那。不过，与此同时，电影也做了这样一种提示，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仅凭自身劳动中的算计根本得不到资产阶级的运气。电影确实有这种暗示作用。

    媒介即隐喻”        现代电影中，总是会有某种“象征性现实”，这种信息会让我们觉得美好的爱情始终是在荧幕里，幸福总是不如荧幕中的来得浪漫等等。这种“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本能，使人们在脑海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于是，我们被囿于传媒设置的“象征性现实”中。同时，在传媒的长期培养下，伴随趋同心理，人们的观点会越来越趋同于传媒提供的观点。在传媒娱乐化的培养下，大众文化会越来越趋同于传媒娱乐化形式。

每个人的自由在形式上都得到了保证，每个人都没有必要堂而皇之地回答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相反，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禁闭在教堂、俱乐部、职业群体以及其他有关的组织系统之中，所有这些系统，构成了最敏感的社会控制工具。谁要是不想破产，谁就必须阉割遵照这个机制的规定工作。否则，他就会被生活甩在一边，最终落个贫困潦倒的下场。

    文化工业的发展动力是以欲望推动欲望。当今世界下的传媒，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极力地去迎合受众趣味。而受众是“大写”的一大群人，是包含大众文化生产者的人。如在网络社区中发帖也是为了吸引网友的目光，赚取更多的点击率，网站也因此可以得到好的收益。脱离了这个模式，将可能无法再现世中生存。

今天，悲剧变成了个体与社会之间毫无意义的虚假同一性，社会的恐怖就在于，它在片刻之间上演了一出空洞的悲剧。权威一旦吞噬了人们的反抗能力，就会从孤立无援的人们身上获得整合的奇迹，永远让自己的一言一行变得温文尔雅，而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伎俩。

这让我想到了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影响。大众媒介具有设定或确立议程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传播者所作的选择性传播，即赋予某些事件以特别的意义并且贬低其他事件，这种选择纯属传播者的主观判断，而政治背景的相异又必然导致各人对“新闻价值”看法的不一致，同一宗新闻，各人的处理方式肯定大异其趣。因此，大众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有它结构上的根源，它就体现在整个新闻制作过程的各种惯例和实践里，而后者又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在当前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框架的制约。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在其传世之作《大众传播、时尚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中指出，大众媒介每天向公众提供大量信息可能会起着麻痹人心的作用，使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停留在表面层次，即满足于获得一些肤浅知识，便自以为深切了解各种社会问题，再也懒得作出决断或行动去解决有关问题，换言之，使人们从积极地参与事件转向消极地认识事件，以知代行，大众传播在西方因此成为最体面的社会麻醉品。

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这不仅是因为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

    阿多诺认为，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的介入和侵越，使艺术失去了它一贯的个人的技巧化的痕迹，艺术所具有的质的多样性和非同一性被量的虚假同一所吞噬，个体特质在同一化的文化之下被否定和物化。艺术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被完全取消了，艺术遭遇到了灭顶之灾的命运。

公众在文化工业面前没有任何积极性、主动性与选择性，更不要说批判性了，他们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文化工业的欺骗与控制。在看电影的时候，观众忙于捕捉不断地扑面而来的画面，持久的思考是不可能的。阿多诺认为：被电影的世界──图象、姿态、言辞──所深深地吸引的人们，已经不能反思是什么使得电影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也不能思考放映过程中特定的电影机制：所有他们看过的其他电影或娱乐工业产品已经教会他期待什么，他们只是自动化地作出反映，工业社会的力量已经占据他们的心灵。从每一个有声电影或广播节目中，社会效果都可以推断出来，这种效果无所不及，被所有相似的人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