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进化” 背景下女性生命伦理地位的演变与现状(2)

一、女性伦理地位的生命与文化“双重进化”概述

在农业社会以来大约一万年的智人（Homo sapiens）历史中，女性经历了大量性别差异直至歧视的“不良伦理”对待。在“母系社会”结束其最后数千年“女权至上”的时代后[]，随后则陆续出现：“献祭与殉葬”、“遗弃与杀害”、“诱拐与交易”、“掳掠蹂躏”、“沦落风尘”、“性侵骚扰”、“相貌歧视”、“被迫生育、代哺代孕”、“家庭暴虐”、 “限制自由”、“无公民权” 、“不可抛头露面”、“不能或难获公职”、“同工不同酬”、“入职求学不公”、“极少进入社会高层”等。即便如今，在全球“女性解放”或“女权运动”等貌似“天下归心”的声浪之中，女性的生命伦理地位也远未达到“文明人类”标准下的“名符其实”。有史以来，无论人们对此等现象如何评述，均常常受到不同程度的“诟病或非议”。若将女性伦理地位的形成与自然进化相关联，会被说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若认为女性伦理地位是后天形成则涉嫌“缺乏科学依据或文化环境决定论”；若将其形成的“先天与后天”因素结合论之，稍有不慎便会被指责为“墙头芦苇”。个中原因或在于相关研究与论述多为“断章取义或各为所需”。笔者甘冒“众怒”，执意从人类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的视域出发，认为女性当下所面临的现实伦理地位即有“与生俱来”的自然进化前提，又显然是在此前提基础上由“生物与文化”的双重进化“重塑与放大直至曲解”所至^[1]。

追根寻源，包括人类在内的性别伦理地位差异的发端可追溯至大约10亿年前生命出现有性生殖——其奠定了性别区分的原初进化生物学的伦理基础。此说绝非牵强，且只有如此，当今人类方能客观和系统性理解性别伦理地位的全貌。当下人类两性间伦理地位的现实差异首先是经漫长自然进化的“系统发育”，再由人类“无暇适应”的文化进化“超速演化与畸变”所急速形成。从大约8000万年前的人类哺乳动物祖先甚至更早算起，性别分工的演变逐渐为人类确定了男女不同的客观生命伦理地位。为避免误解或别有用心者滥用，在此需言明：从生命进化伦理的视角启动认知女性伦理地位的思考不敢自称具有所谓“纯属”学术讨论价值，但笔者的初衷也只是希望世人能更系统全面地认知人类性别伦理地位的起源与演变。能从更广泛深入的历史角度认知自我，是文化进化以来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独特标志，而从自然演化的视角认识自我并预见未来，则是具有相应专业常识且有识之士者区别于一般公众的重要标志。正所谓：既“知往鉴今”，又“方知未来”。当然，将女性看作“天生伦理地位低下”之说属无稽之谈，两性伦理地位的客观区别只是秩序上的，而非等级高低，更非尊卑。恰恰相反，女性神圣且无可替代的伦理地位即是“天造地设”所赋予，更应该是人类“双重进化“之必然。“生命伦理”本无“优劣”，更无“贵贱”，其无非是自然与文化双重进化形成的“客观秩序”。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现实：当下人类全部所谓文化与文明的行为属性均与其亿万年至数万年以来的自然与文化“双重进化”过程具有无法割弃且复杂多变的逻辑关联,女性生命伦理地位的产生与演变当然莫过于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