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进化” 背景下女性生命伦理地位的演变与现状(3)

据上古史研究，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大约在7万年前，开始进入认知时代，[]从而对客观世界与自身的生命结构、功能及行为伦理关系有所领悟。我们的祖先究竟在何时何地出现了男性狩猎和女性采集的分工，或尚需考证，但人类学研究认为，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前，人类基本上处于“母系社会”，此间，女性的家庭与社会伦理地位高于男性[]。农业社会早期，或因劳动强度不大，女性从事较多的种植和养殖，以及家庭管理和社会交往等活动，其伦理地位达到历史最高（以此可推断，农业生产起源于女性采集活动中，植物种子的“散落”和部分存活猎物的“短期饲养”）。随着文化进化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农业社会后期和工业社会出现，男性从事高强度工作增多，女性经济地位随之下降，人类由母系社会转变为父系社会，女性的伦理地位“一落千丈”。由此可见，文化进化的系统发生与发展对人类的社会组织与分工产生了日新月异且广泛深刻的影响。曾几何时，人类性别的分工开始具有其自然与文化上的双重伦理属性，其中，两性的分工从“生命的”到“生命与文化双重的”直至“文化的”，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双重进化的伦理演变。上述“双重进化”下的性别分工使得女性在诸多方面独具特性。

人类的有些性别差异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XY性别决定”自不必说，“母性遗传”则是一般公众所知不多的女性特有的遗传现象，这一进化和遗传上的“性别差异”使人类的某些性状（如“遗传性视神经病”和.“线粒体脑肌病”）只在女性世代间传递。当然，“母性遗传”并非仅限于疾病，只是我们对大量的相关常态性状所知甚少而已。另一个与女性直接相关的案例来自“表观遗传学”研究。“安格曼综合征”( Angelman Syndrome,AS)患者常无故大笑,故又称“快乐木偶”。此病由人的15号染色体微小缺失造成。令人诧异的是：当异常的15号染色体由母亲遗传而获得时,后代表现为AS。而通过父亲遗传得到时,患儿得另一种病——普菜德-威利综合征( Prader- Willi syndrome,PWS)[]。这说明，虽然X染色体结构畸变类同，但其究竟来自父亲还是母亲，发病类型却不同。同时也说明：相同致病基因的表达在不同性别环境中存在差异。还有，在“X染色体随机失活”上，女性的表观遗传后果比男性更复杂，其所承担的风险也更高[]，这也是性别分工产生后，因女性的进化伦理秩序与男性有所不同决定的。此外，女性大脑平均虽比男性略轻，但其大脑半球之间的胼胝体比男性厚，致使其左右脑的连接异常发达[]，使其思维周全、细致，语言表达优于男性并善于沟通。此类比较专业论证可能会使公众难以明了，“相信科学”或是目前更好的选择。有些性别差异是文化上的，如是否“够男人”，要视其是否具有家庭、家族和民族担当，而是否有“女人款”，要看其是否温文尔雅或温柔体贴等，诚然，此种划分并非绝对。承认男女两性差异的客观事实并非难事，而理解和接受这些差异的进化伦理机制，则需要一些人类自然与文化“双重进化”及其“双重伦理属性”的基本知认。当然，也需要我们宽广的心胸、谦逊的态度，并具有十足的勇气承认当我们面对客观世界时还很“无知”。

孕育后代是人类女性无可替代的神圣天职，但其与男性同样的直立行走却使其独自承受流产及难产等“千难万险”，但这种风险也是生命的进化伦理秩序使然。若非女性付出如此性命攸关的代价，我们断不会有超越其它物种直至繁盛的机会。至少在人类出现种植及养殖业之前，母乳喂养始终是女性育婴的“独门绝技”，随着农业社会开始，哺乳——这一本来纯属于自然分工的女性行为逐渐演化出“母乳加代乳”和“非母乳”等生物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孕育和哺乳等女性特有的行为性状无疑具有极强的先天性，此类性状在女性世代间的传递与表达主要是由相关遗传信息及特定环境伦理条件动态互作决定的，而文化因素的作用有限。又如，谨慎选择婚育对象、超市采购（采集）、抚养教育后代等“相对女性化”行为性状则较容易受到各种跨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并有较多男性逐渐参与其中。此类行为在世代间的传递有许多是“后天文化”获得性的，但也不应该认为祖先的自然进化伦理与之“无关紧要”。上述诸多因素对女性的家庭与社会具体分工产生了生命与文化伦理秩序上的复杂影响，其中，有些影响具有极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倾向，也不排除偏见、误解甚至歧视等其它社会人文主义色彩。(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