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进化” 背景下女性生命伦理地位的演变与现状(5)

二、女性在自然进化与文化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人类进化之初至农业社会直至如今，子代出生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首先主要由母亲照管（男人狩猎、务农、做工或公职等）。再者，人类进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出现之前，在100%确认后代与自己的遗传关系上，男性远远不如女性，此种“定律”涉及父亲对子女的“投资意愿和力度”，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因此， 母亲是每个人出生后，身心及行为，尤其是智能和品行发育的首要培育者这一客观事实，首先是由生命进化伦理使然，而后才是文化进化环境下的情理之中。母亲所提供的培养和教育职能中，有一些或许是父亲难以代劳或只能是部分参与，如培养个体在婴幼儿时期对自然与人文环境最初的适应，对随时可能伤害到儿童的危险因素规避，如何自我保护及童年及少年阶段的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事，发育早期的肢体模仿及语言启蒙，个体发育早期直至成年行为的伦理品德，青年阶段的婚育行为（对于女儿尤为如此），多子女间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及邻里及同学关系的相处之道等等。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个体出生后学习行为的正常发育具有对“母亲教养”的依赖倾向并显示出发育上的阶段性。不论是有关灵长类亲子行为的试验还是对人类学习行为的系统研究均可说明，若个体行为发育的早期阶段缺少母亲的引导，势必影响其一生的行为健康发育[]。此外，由于人类的“直立行走和脑量增大”等进化原因，其解剖结构、遗传表达和生理代谢等多表现为“幼态持续”——后代出生后仍保留幼态特征，需经父母养育至独立生存的现象。但人们大多不了解个体出生后的行为发育同样表现为“幼态持续”，且品行、学习、交往等行为更多是要在母亲“日积月累”的“循循善诱”之下方能从“幼态”正常发育至成熟。此种“幼态持续”规律从人类直立行走或更早持续至今，并将伴随人类永远，但如今多被遗忘或忽视。无可争议，个体发育早期阶段若存在一定程度的“母爱”缺失，必将产生心理、行为、生理等多方面的异常等终生不可逆的负面效应（其综合表现在对社会环境适应度不高上）。“母爱”和“父爱”通常不可随意相互替代，所谓“又当爹又当妈”之说，也只能是无奈之举。据进化伦理的逻辑关系分析，在人类进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行为发育均为如此，并已经形成了不可逆转的进化心理和进化伦理机制，且至今仍发挥重要的潜在或直接的惯性作用。早期抚育后代以女性为主本属自然，且不论对于人类的自然进化与文化发展，以及个体的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都是极为重要和不可或缺的“职能”，但“曾几何时”，“专职”承担这项“天赋伦理重任”的女性竟然被贬低惯称为“没工作的”。试想，若是在进化过程中不存在性别分工，没有女性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甚至是“牺牲”，人类社会及家庭的伦理秩序能否似如今这般“井然有序”呢？此外，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各级学校）对现代人类行为早期的生长发育影响应如何系统看待？与传统的家庭（尤其是母亲）教养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呢，如是，如何反思及怎样相互协调呢？

自从“幼儿园、小学及中学”等规模化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应试教育”）出现直到当下，人类成长的初期阶段被学校更多占有，而由母亲陪伴的时间大为减少，且日益加剧。这种现象与人类习得行为发育的绝大部分自然与文化进化过程大相径庭，这很可能是青少年认知发育缺失，心理及伦理道德行为发育“离经叛道”（如“逆反”及过于“自我”，不应以自私论之）的主要原因（或许没有之一）。孩子们表现出“老师的话句句照做（无需辨别是非真伪吗？）而母亲教诲则听之任之”的现象是否多少有些“本末倒置”之嫌？某些所谓“社会教育”必然要“重于”母亲的“语重心长”吗？此类现象如何认知和理解恐怕与人类行为的生物和文化“双重进化及发育伦理”复杂相关。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进化心理学》研究证明此种进化心理与伦理上的相关性完全可能，而从逻辑上加以定性分析并得出合理的解释也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对于当下后代早期的培养教育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即：母亲对后代身心健康成长的影响具有其进化伦理上的不可替代性，毋庸置疑，缺少母爱的家庭，“家教”则会大打折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文化进化的超速发展，特别是人类教育行为的“畸形发展”，我们对母亲在后代生长发育中独特的作用已严重忽视，更可叹的是，女性自身对此也常常认为是“理所应当并习以为常”了，甚至将其误以为是“女性解放”的象征。

再有，人类之所以能从若干灵长类动物物种中胜出，最重要的原因或在于其演化出适量个体间（150人左右）的相互协作，而相对复杂完善的协作行为关系极有可能最初源于人类的女性祖先。个体间有效协作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应该是相互间信息（语言）的有效沟通，而人类语言的产生，尤其是其高效沟通，直至社会系统及部落乃至国家的产生同样可能源于其女性祖先之间特有的沟通方式：“家长里短，八卦是非直至添枝加叶”。这些行为主要发生在女性采集、照料子女或在部落中休闲并等待男人狩猎归来的过程中，而男性狩猎行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作可能相对“简单和直接”。虽然此种进化推断可能永远无法验证，但其合乎情理的逻辑推测所得出的结论可有利于人们客观理性的认知和理解女性的生命伦理地位便可足矣，即：先看其是否有利于人类健康有序发展，至于论证其真伪亦可次之。以上各种描述与逻辑分拆，均可说明，女性在人类的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