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疾病防控与救治的生命伦理策略

生命伦理是一种客观自然秩序，无所不在，无所不及^[15],人类的防病治病概莫能外。自然进化的伦理法则是生命起源至今且能繁荣昌盛的前提，故而，进化伦理是生命伦理及其相关研究的基础。对任何事物的认知与理解若不从生命伦理的视角出发，必有失偏颇，解决任何两难问题的策略若不考虑其进化伦理根源，或失之千里。当然，生命伦理与人类社会的文化伦理务求“相得益彰”，方不至于深陷伦理两难困境。

（一）从生命与文化“双重进化”的伦理视角辨识疾病的防治

人类疾病的发生、预防和治疗与其自然进化伦理伴随始终，而文化进化伦理虽起源于自然进化但与人类的关系日渐深厚，有后来居上之势。疾病发生：是生命自然进化的客观历程和有机组分，但因文化进化对其推波助澜而日趋复杂；疾病预防：只有在自然进化的理念下持之以恒，适度运用医学手段，方能有的放矢，否则无疑是盲人摸象；疾病治疗：只有从生命进化的秩序性出发认知病原物与人体免疫系统错综复杂的进化伦理关系，医治才可能恰到好处，如有过度则必然“事与愿违”。当下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日后的防治策略与上述疾病特征不谋而合。

（二）辩证认知、理解和运用进化生物医学理念

形成客观与辩证的进化伦理观是疾病防治的战略性前提。然而，绝大多数公众对“进化医学”理念缺乏了解，运用其指导防病治病及日常生活者更少，这使得人类长期陷入疾病的困惑之中。其它物种是遵循“优胜劣汰”这一自然法则来维持其进化与遗传健康的，人类自从有了些许“对抗自然”且自以为“人定胜天”的本事后，主观上日益背叛了自然法则，不情愿完整接受生老病死之进化伦理。人类的这种由后天文化造就的固执己见使其“百病缠身”。当然，进化医学不是用来取代当今医学科学，而是倡导人们系统和辩证的认识、预防和治疗疾病。至于“急功近利”或为发展“卫生经济”甚至为谋私利而过度医疗则是违背进化医学规律和伦理观念的。但愿日后,社会能行公平有秩序，医者能尽仁心求良术，患方能知科学讲情理，此乃医患伦理之天道。当然，改变过度医疗现状不可能一躇而就，但至少在生命伦理观念的教化与培养上应先行一步^[16]。

（三）防病治病既要“功在当代”，更要“利在千秋”

疾病伴随人类的进化始终，防病治病，既要针对当下疾患，更不能忽视将来必然会出现的新型病原物。务求理清预防和治疗间动态交互的平衡关系，促进医学研究及治疗实践的张弛有序，要处理好进化医学伦理观与当下医学实践的结合尺度。倡导进化医学理念并不仅是少数专家的事，而应该是所有医务人士的“必修课”。面对疾病，人类只有理性思辨，科学防治，不能奢望一劳永逸，也不应轻言束手无策。面对当前疫情有所反复，要树立长期预防的理念与信心，慎言“必胜”。人类与病原物之间的进化之争，前者虽无优势可言，但“屡败屡战”也必须是人类为求千秋万代健康生存和繁衍的永恒宗旨。

（四）培养良好的生命伦理意识和生活方式

每个人对生活环境选择的自由度有限，但生活方式尚可自主。独善其身虽不易，但洁身自好总可以。为了自身和公众健康，更为了人类的发展安危，自觉培养健康的行为伦理习惯，是每个人应尽的本分。从“进化伦理失配”的理念出发，无论你有无高血糖等相关疾病，都务求“管住嘴，迈开腿”。2019年，《Nature Metabolism》杂志有文指出：“吃的越饱，死的越早”，此说看似恶语，但“忠言逆耳”。良好的生活习惯需要坚持，虽收效缓慢但事半功倍。有害健康的恶习会诱发“病来如山倒”之恶果，而一旦疾病缠身，定会“病去如抽丝”。这句中国古语貌似平平，但其关乎生命、健康及医学的伦理意义极其深远^[6]。

（五）防病治病，千秋功过，决策是根本

文化进化高度发达的人类社会已不可能完全依据自然法则“治国安邦”，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应“智慧决策”，担负起领导全球及各自国家长期持续的防病治病重任，并要相互合作，共度难关。防病治病的策略万不可只求当下，务必深谋远虑，放眼千秋，以进化医学的伦理观念去应对与人类协同演变的病原物。采取有效措施，尽早杜绝背离进化伦理且后患无穷的过度医疗是“当务之急”。“重治疗而轻预防”的卫生政策无疑鼠目寸光，防治结合，以防为主才是百年大计。公众健康是重中之重，若失去健康，其它一切均无从谈起。

（六）辩证理解医疗行为培养理性的就医观念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救死扶伤的医疗行为虽与之有所相悖，但这正是人类与其它动物区别之根本，也是医疗过程处于生命伦理两难境地之根源所在。治病救人固然是谋生手段，但其不应与其它商业行为相提并论。国家应“高薪养医”且“奖惩严明”。医护人士应因其“医德高尚”而倍受尊重，而不是因其“收入可观”而受人羡慕，医疗若成为致富手段则无医德可言，军队医院口碑较好值得思考。患方也应从进化伦理的视角出发去面对病痛与生死，医生不是神仙，治病救不了命，治病必须与医生配合但不是依赖，更不能无理取闹无事生非。不论有多少怨言，有病只能找医生，只有医患关系良好，方能各得其所。

（待续）本文于2020年6月发表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