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患未然与治病救人的进化伦理思辨

任何疾病的发生与演变首先应考虑其进化上的时空伦理秩序和先天遗传因素，其次是诱导疾病发生的内外环境，再就是机体免疫表达的利弊权衡，四是疾病的可能发展预期。疾病防治应该是系统、全面和战略性的，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势必“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须先知其所以然。经过亿万年的自然选择，人类机体已被大自然“营造”的非常精致，但存在“瑕疵”亦属自然，其必有人所不详的利弊缘由。“优胜劣汰”的标准并非“天随人愿”，而是由自然进化的伦理秩序确定的。再者，究竟是否“瑕疵”，要“因病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我们机体的优势或缺陷是由祖先的进化与遗传及其生长发育环境所决定，在防病治病的过程中理应从进化伦理的视角“权衡利弊和代价”，并非单纯消除某种病症了事。同时，疾病预防应具有充分的系统性，如预防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须防止身体过胖，而避免体重过大须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性，但身体过胖又与“节约基因”的时空表达秩序相关，这犹如“级联反应”环环相扣。一个人能否自觉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与其对“进化失配伦理”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有关。当然，人类文化进化至今，再妄言回归原始，无疑是天方夜谭。但我们也无可否认人类已继承了祖先的“节约基因”，由于这些基因无暇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仍旧行使其原始的“高效转化和储存脂肪”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罹患众多“进化失配性疾病”。我们若参照祖辈的饮食伦理习性，自觉调控高热量食品的摄入，增加膳食中多纤维食物的比例，便可能缓解“节约基因”与文化环境之间的“进化失配性”。总不能等到证明了节约基因假说后，再考虑践行其所倡导的健康饮食伦理行为吧。为防未然，先求实效吧。

影响健康的环境因素瞬息万变。为求高产，农作物种植迅速单一化，使人们的饮食结构与进化祖先相去甚远，这造成了人体营养“极为不均衡”甚至“匮乏”。此外，长期大量高脂肪类食物的摄入，加剧了人类饮食行为的“进化失配”。人们的日常行为也应被视为一种环境伦理因素，例如，若能保持适量的体能运动及健康的坐卧习惯，将对预防肥胖及颈、腰椎疾病具有良好的“远期效应”。环境巨变固然是引发“进化失配”的主要因素，但人类对其不良生存环境可有所适应或规避，但这种进化适应和规避需要许多世代才能奏效^[6]。正所谓“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有病求医问药理所当然，但被如何医治则大相径庭。医疗行为是人类所独有，客观理性思考之，医疗过程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在筛选病原物使其进化出“新致病类型”。这一点应人所共知。新冠状肺炎疫情发生后，有人将2017年播出的电视剧《急诊科医生》第26集的一个片段传到网上，剧中有段医生对话：“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我们造成的”。此段对白表明，“医院在治病的同时也在制造疾病”的说法早有共识，并非“标新立异”。“悬壶济世”的良好主观愿望并不能否认客观上“培育新病原物”的严酷现实。此等现状若不立即改进，医学科学将长期处于进化伦理的两难境地，医护人员也会时时身处险境，更有甚者，公众乃至人类健康将何去何从！

全球性的过度医疗极有可能是人类文化进化以来“新致病类型”病原物频发的首要因素。如果说疾病会“越治越多”，也许会引起诸多非议甚至“众怒”，但是否有人统计过，“过度医疗”与病患死亡率的相关性如何 ^[12,13]？有人认为“过度医疗”的危害主要在于违背医德，使医患关系紧张，或许并不尽然！从进化伦理的视角出发，过度治疗最大的弊端在于：大范围且大剂量盲目使用抗性药物，对病原物产生巨大的选择效应，从而导致新型病原物的出现。医疗过程对病原物产生选择作用，属人类文化进化之必然，本无须以对错论之。但若过度医疗，则成为“过度选择”，使原本在“自然选择”下的病原物处于“人工选择”之下，势必会造成新型病原物倍增。人类应从病毒疫情的暴发发中获得警示：对疾病传播的防控应成为一种常态，这或许是人类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是永远的伦理宿命。此说并非危言耸听，数年之内，多频次发生的病毒疫情可见一斑。救死扶伤原本“造福人类”，但过度医疗已“祸及当下”，若“遗患子孙”则留下千古骂名。

“过度抗性治疗”的实质在于：抗性药物对病原物形成的选择压力打破了其数十亿年的进化伦理秩序，致使病毒变异类型的倍增。2019-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与此必有关联。过度治疗不除，防患于未然永远是“空中楼阁”。过度治疗的另一个危害是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人类的免疫系统与病原物间存在协同进化的伦理关系，同样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在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数百万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依靠自身免疫来维持健康的。自从出现了现代医学技术和保健理念，名目繁多的疫苗、抗性药物、保健品等无节制的使用，使人体的免疫力每况愈下。时下，许多人往往更相信“过度医疗”而不信任伴随人类进化始终的“天然防病与抗病”免疫屏障。医疗行为对人类健康产生正负双重效应符合科学是双刃剑的客观事实，但过度治疗对病原物的“选择效应”不可否认，其对疾病的“诱发效应”必须予以深入研究和规避。

人类与疾病间未来的进化伦理关系将何去何从呢？在自然界，所有生命形式均在进化伦理的秩序框架下完成其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所有物种的生老病死处于相对均衡和稳定状态。但自从人类进入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后，由于文化环境的影响，不论是人类或是病原物以及两者间相互作用的进化伦理秩序统统被打破^[14]。此前发生的新冠肺炎令全球措手不及甚至束手无措，便可能是“过度医疗，重治轻防，重应用而轻视基础理论”之恶果。过度医疗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文化进化现象，怨天也好，追责也罢，均不能根除这一顽疾。倡导进化医学或不能立见成效，但其效应持续久远，并让我们客观认知人类与病原物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妥协”的进化伦理关系，指明了减缓疾病流行和爆发的必由之路。进化医学伦理看似“高谈阔论”，实则“一语中的”，挽救人类于“过度治疗，人财两空”之泥潭。

从进化伦理学的视角思辨防病与治病的意义在于：

首先，预防新型疾病发生的根本在于减少对病原物的选择压力从而减少其“进化出”新致病类型。疾病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并无应然与否。只有从进化伦理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了解和认知疾病发生的根本缘由，进而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防治措施，否则，只能是“顾此失彼”。或许，站在人类和病原物协同进化与平衡共生的角度，防病治病会更加有效。

其次，为防患于未然，只有认知病原物自然进化及其与人类之间的生命伦理关系，形成系统的进化医学理念，医学领域才能主动将这一理念转化医疗实践，进而帮助患者正确认知和理解其患病的客观性，并主动和理性的配合治疗，以收到更好的疗效，而不是无奈签字了事。若医患双方均能从进化医学的视角对疾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程度有所提高，必定会对良好医疗秩序的重建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当然，为实现上述良好愿望，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

（待续）本文于2020年6月发表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